这部比想象中更紧凑、节奏更快，一人分饰多角的效果好得惊人，声效与光线变化的提示作用加上演员们神态声线的切换，在角色辨识上甚至比《利奥波德城》来得友好多了。说起来这部与《利奥波德城》确实适合都看过后两相对照一番，受害人与加害者的不同视角对同一历史时期的表现在观众心中组合成更为立体也更为沉痛的印象。舞台面积不大，整体设计简洁道具也很少，搭配上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的叙述模式非常合适，音乐与声效也取代了很多若单纯用台词表现可能让整部剧过于冗长的内容。

整体台词的风格简明干练，人物身份迅速转换观众也不会觉得突兀，每个人的台词特点也十分鲜明，即便是仅有一点戏份的角色也足以让观众记住。选取的切入点其实还挺特别的，看多了犹太人群体视角的叙事，道貌岸然的加害者角度同样令人毛骨悚然，而且不同于前者通常会引起的同情、悲哀、愤怒等情绪，这一视角的叙事给人的感受更近于对人性本身的恐惧，一些平常生活中能够轻易保有的品质在一步步恶化的环境下多么轻易就会丧失。所以整部剧看下来作为观众是越来越紧张甚至越来越恐慌的，这部对我来说是会增加心理压力的不适合短时间内多刷的类型... ...乐队的出现倒为压抑紧绷的氛围提供了一些调剂，想到乐队本身的意义又不免觉得挺讽刺的。而且整部剧也像一首节奏不断加快的乐曲，可怖的动机逐渐从最初看似平静的旋律后露出獠牙，一切继而失序脱轨被卷入疯狂的漩涡，最终只剩下令人震悚的寂静。

从角色说起（让我们把赫德本人留到最后），他的犹太人朋友是什么品种的天使啊，自身的处境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居然还能耐心倾听赫德那些根本无关紧要的“烦恼”和抱怨，甚至偶尔忍不住爆了粗口后还会道歉... ...其实全剧一开始就让观众意识到赫德冷漠自私的本质（说爱自己的朋友但不会为他坐牢），这点在之后每一次他与朋友的对话中反复被印证加深，每次朋友提出请求他都会搬出新的理由说自己做不到，永远表现得有心无力，又熟练地转移话题开始抱怨自己的处境和神经症的困扰。这种情节一遍遍出现以至于朋友哀叹无法去小木屋住了，自己还给啄木鸟买了孵化器时，我瞬间就意识到赫德肯定会想方设法拿到朋友小木屋的钥匙。而朋友的存在除了印证赫德的本质外（他对朋友不管不顾，在朋友生命受威胁时还在考虑让对方给自己行方便），其实也是一种展现赫德内心的方式，由于整体上他与朋友对话时的虚伪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反倒悖论般地变得诚实起来。而在那次朋友出现却始终沉默不发一言之后，我觉得他就已经被捕甚至死去了，之后出现的朋友都是赫德想象的幻影（水晶之夜出现的朋友掉了眼泪，这是否是赫德内心消磨得所剩无几甚至他已经意识不到其存在的良知的最后映射？）朋友的宽容、幽默、善良与勇气始终如一。

剧中的三位女性，赫德的双目失明生活无法自理的母亲、他的妻子和后来从情人变伴侣的女学生，她们的命运无一不是悲剧，同时展现了赫德性格中的复杂面。例如赫德虽然照顾母亲但几乎感受不到他对母亲的爱，更像是把她视作一份不得不背负的责任、一种教人厌烦的负担，他那本基于与母亲的相处而写出的著作让他成为了纳粹的“顾问”，他的母亲有没有像那些被盖上“生存对他们及其家人已无价值”印章的人一样被“安乐死”呢？而他因妻子不会做饭也不会做家务而包揽了一切，这一行为背后又是否存在刻意树立形象的动机？赫德对她一遍遍重复的“我爱你”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暗示，用来说服自己和安抚妻子（但她其实很清醒也很冷静，他写菜谱时她的反应让人印象深刻）。而他的学生安从一开始就在这段不平等的关系中居于弱势地位，与其说她是与他相恋，不如说是一个傻姑娘受到教授的引诱，一步步彻底丧失了自我与思考能力。

说到赫德本人，他绝对有一种讨人喜欢的特质，从犹太人朋友、母亲、妻子、学生和军官对他的态度就能看出来，而正是这种仿佛很善良的外表与他的行为间的对比最让人震悚，比一个从开头就讨人厌的十恶不赦的角色更可怖。他能够引导其他人说出自己想听的话，回避自身做决定的责任，将一切全部归于他人的建议，让自己能够置身事外甚至扮演受害者，消解罪恶感并心安理得地做帮凶。入党是岳父的提议、抛妻弃子是受了安的诱惑，总之从来不是他自己的错，本质上是一种绝对的冷漠。他对来自有权有势之人的肯定无法抗拒，立刻就喜欢起对方来，而他的这种归属感、团体感从来不会指向弱势群体，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可能性中。而乐队的出现时间也十分微妙，与其说是一种神经症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机制，而且相较于困扰，我倒是觉得赫德在利用乐队的存在，因为乐队是幻觉所以正在发生的一切也不变得那么有真实感，潜意识中在主动模糊现实与幻觉的边界，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从自身罪行导致的惨烈后果上移开目光。因此最后出现的穿着囚服却依然在演奏的犹太人乐队才那么震撼，那句“The band is real”才如有千钧，因为这一刻他再也对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视而不见，再也无法否认自己已恶贯满盈的事实，现实已经赤裸裸地、避无可避地逼到他眼前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最后那位军官才换了位演员而并未由之前两位中的任何一位饰演，他是这份现实的一部分，不带有丝毫非现实的可能。

而赫德一路看似随波逐流，实则精明得惊人，他的行为在我看来用“平庸之恶”来形容并不合适，他是用他人的“建议”搭建了自己内心实际早已选择的道路以逃脱罪恶感和任何可能承担的责任，在每一个选择关头用“不得已”麻痹自己，一次又一次去合理化那些不可饶恕的行为，从“积极”的角度解释一切以自洽，以维持一个“好人”的形象。这种行为比知恶并为恶更让人害怕，因为他是真心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太坏的事情的，是真心觉得自己是个好人的，是在精心构建一个好朋友好丈夫好父亲好教授的形象的。但在面对一长串书籍销毁清单时说“只要我能保存自己的书”、在眼盲的母亲焦急摸索时不耐地重复“Use your imagination”、在即将抛弃妻子时平静地说“肉也要煎一下”、在朋友的请求已经降低到请他代买车票时仍只想着和对方撇清关系、提议将用于“安乐死”的房间装修成浴室的样子、在听着持续不断的枪声玻璃碎裂声和犹太人的惨叫时只感到烦躁的人，又怎么可能会是个好人呢？

赫德的身份是一个德语文学教授，这一点很难不让人更绝望，知识的浇灌也无法唤醒他的良知，他甚至都没有面临过什么真正的危急时刻，就已经靠着一系列自我暗示和“不这么做会怎样”的被害假想顺水推舟，在人性泯灭的深渊中一路下滑了。他本质上是自私的，这种自私在日子还安稳时也许无伤大雅，但在这种迅速恶化并走向极端的环境下则是可怕的。赫德为他人“付出”的一面最初多少还有些混淆视听的效果，但你会意识到他所谓的付出对象只包含家人（最好的朋友甚至都没有被包含在内），并且这一行为的目的并非为了家人好，而是为了维持自身的形象和内心的自我肯定；同时他对党卫军、对纳粹的态度从一开始的怀疑甚至隐隐抗拒，到后来的言听计从甚至因自己是他们的一员而感到满意，他在得到军官赞扬时多么欣慰和愉快、在得知希特勒认可了自己的学术成果时多么激动、他的纳粹礼和口号变得多么自然和充满热情啊。这种变化是从头持续到尾的，作为观众会越来越紧张甚至越来越恐慌，他穿上纳粹军装、说出“也许就是犹太人的错”和前往集中营前套上皮衣那里是我个人的panic巅峰... ...（所以谢幕时David脱下了这一套换回了之前的衣服是贴心照顾panic的观众了，来不及穿衬衫里面还是只有白背心）

观看这部的过程中，笑得很少很少，那些幽默的部分甚至大概就是想让观众笑一下的地方也含着苦涩；但也哭不出来，（我觉得是他想象中的）朋友流泪那里和最后演奏着的犹太人乐队那里都像是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堵住了喉咙，比起流泪的冲动感受更明显的是挥之不去的寒意。赫德这一角色的复杂性带来了更丰富、更多层次的感受，看着他不断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美化那些残忍的行径、去合理化这一切甚至还能维持自己是个好人的认知，震悚的同时很难不感慨人性的脆弱，但他的精神怎么能在做了这样的事后、眼见这样割裂的现实后还不崩溃？他的诸多神经症是不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一切都仅基于明哲保身的原则全力运转？这句很没营养的感叹同时适用于我看《利奥波德城》和《好人赫德》：“人怎么会这样？”人怎么会这样坚韧团结，又怎么能如此冷漠虚伪？而除了剧作本身情节带来的情感冲击与思考之外，作为观众也很难回避对自身的叩问：若是身处类似的历史时期与环境，我能否坚守自身的道德底线，我是否会为无辜者提供帮助与庇护，我愿意为此承担多大的风险？我还会不会记得那些比生命更重要的事物，能不能保证不将它们尽数舍弃呢？做真正的好人的代价可能极为沉重，而赫德这样的“好人”比普通的恶人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