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芬芳出场的第一幕，从一头被悬挂的猪后探出头，熟练地扛着半扇猪甩在案板上，手握菜刀划开它的躯体时，铁钩上悬挂的猪肉在冷库里微微摇晃，像某种无声的钟摆。这个每天与血腥打交道的杀猪女工，在《借命而生》里活成了一盏煤油灯，用昏黄的光晕包裹着杜湘东的英雄梦，直至灯油耗尽时，人们才发现她燃烧的是自己的骨血。
...在公交车上被人嗅闻时瞬间绷直的脊背，聚会时被开玩笑及时澄清误会的炸雷嗓门，这些看似粗粝的生存铠甲，包裹着比猪油膜更纤薄的敏感。下岗后每天刘芬芳依然准时拎着饭盒出门，她的体面和尊严不允许她把这份委屈和落魄说出来，哪怕是最她亲近的人也不行。她坐在公园褪色的长廊里，看着晨练的老人们跳舞，就像尊落满雪的雕像，灵魂和生气都被抽走了。在得知杜湘东要去追捕徐文国后，为了不影响他不让他分心，把自己怀孕的消息生生咽下。她身上的倔强和要强，像屠宰车间永远擦不净的血腥气，越是用力掩盖，越是渗入命运的肌理。
...当案件一切尘埃落定那天，杜湘东也终于结束了他给自己造的幻景。他在家里四处寻找刘芬芳的痕迹，揭下梳妆台的那块白布，看到的也只有她的遗照。帮他抚平衣服褶皱的温暖是假的，“好好过日子”的承诺是假的，肩膀上滴落的眼泪是假的。这种自欺欺人的温柔，好像刘芬芳在餐桌上挂的灯带，现在成了扎在杜湘东视网膜上的倒刺。
...刘芬芳的悲剧性在于，她用劳动者的坚韧活成了时代的衬里，却未被赋予英雄叙事的豁免权。当男性们追逐着各自的正义狂奔时，这个最想过好日子的女人，却在成为英雄故事的必要注脚时戛然熄灭。就像肉联厂总在凌晨四点亮起的照明灯，没人注意它何时被日光吞没，但那些在黑暗中摸索过的人，永远记得皮肤上残留的，37度的温暖余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