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叉小径引着三人去往不同的路。
丁若锺自投罗网，大义凛然喊出信教宣言，让人联想起《沉默》里，愚昧贫穷的村民，即使耳朵滴血，被倒吊埋在坑中，仍拒绝踩踏木质圣像的坚守。
丁若镛心中有君臣父子，以儒士的高洁，愿意以死以示清白。
丁若铨一开口即不同，狡黠地宣誓与邪教划清界限。
所以丁若锺被处死，哥哥丁若镛和若铨得以苟活。
临别时，丁若铨安慰即将分别、忧心忡忡的若镛，“不要苦于一时的耻辱，既然还活着，就要努力挽回，连着已逝之人的耻辱。”他也是如此实践。
对于儒学一派，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刻印在脑海中，永不会反驳的鸿鹄之志。被流放，意味着再也无法实现抱负，对于所有心怀理想的儒生，是毁灭性的打击，在远离权力中心之地，蹉跎岁月，等待召回，多么难熬且无望。
但是丁若铨却像苏轼一样，“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黑山岛找到了乐趣，和昌大一起识鱼，与可居嫂一同饮酒，埋首编纂鱼趣之书。
昌大发出圣礼学被践踏的感慨，是因为痛恨为吏不仁，为官不义，他背诵经史子集，望跻身两班，实现《牧民心书》的抱负。
丁若铨对着昌大痛斥“圣礼学就是因为你们这种人被践踏”。是因为从小熟诵儒家经典，践行其中“格物致知”的部分，暗合西学，摒弃“忠君”，所以不敢再著书立说，怕以“谋逆”株连家人。
“魟鱼要走的路，只有魟鱼知道；鳐鱼要走的路，只有鳐鱼知道。”
当昌大与跳出“君为臣纲”的老师决裂，出走官场，却发现《孟子》描述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大同世界，早已被颠倒，决绝地弃官而去，只可惜斯人已逝。
相比于他，丁若铨才是这昏庸世道的独醒之人，信天主教也可，当天主教宣扬禁止祭祀，与千百年的孝道文化相冲突，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比起信徒的生命，不信也可。
与昌大站在小船上，讲解“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时，他的脸上仍带有虔诚。
可以说他识海物，悟心性，是“格物致知”，也可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可以是基督平等的信仰。这也和《沉默》的人结尾相似，罗德里格斯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被迫公开宣布放弃信仰，被火化时，妻子却偷偷丢进一个木雕的圣像。暗处寂静无声的反抗，也许才是丁若铨所谓的抽象“西学”精神，即实用主义为先。
三兄弟都没错，丁若锺选择坚信，始终不悔，丁若镛一直“先天下之忧而忧”，笔耕不辍，最终从山野被请回朝堂。丁若铨至死未受召唤，在书写《慈山鱼谱》时溘然辞世，无喜无悲。
在大浪淘沙的现今，《牧民心书》或《慈山鱼谱》都被渐渐遗忘，但是精神抉择的阴影却始终浮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之上，这才是导演隐然未昭的野心，即使是丁若铨，都未处理好其中的关系，难道所谓的平等，是建立在保留师徒之间的跪拜礼之上么？
有时候传来的一套价值体系，还需要整个土壤，仪式赋予宗教神圣的意义，有时候，也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留或不留，自成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