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杜拉斯的问题是不能兼顾文字和影像，那里维特的野心就是把两者全部舍弃。所以本片不光在时间上早于新浪潮，在理念上至少不会晚于新浪潮。与其说本片是在试图在虚构和真实中间抢占一块中间地带，而更像是在吞并与转化虚构和真实。我们看到了随机组合的语言和人际关系（这个要感谢Suzanne Schiffman的工作，全片的剧本和台词在暧昧不清的同时又平滑流畅，这是很罕见的所谓能在隐喻和转喻两个维度都来去自如的文本），最终的输出没有成为一套一旦触发就完全自动运转的元素编码系统，相反，每当文字被认为能够直接建构事件，影像就适时介入给予一个‘扭结’，比如Philip 第一次对Anne长篇大论’的时候，这一男一女正在享用一个取景后的，“属于我们的”，空无一人的巴黎，而这个巴黎的尽头是那个由出租车，真实地址组合的“不属于任何人”的巴黎。文字和影像在引出了一个既不需要虚构也不并非真实的场域之后，人物与每个人物所在的平面就自动开始朝内朝外，朝各个方向施加强度。影像和文字则变成了这个游戏的尺度而非位格，最后也由它们宣告游戏的中止。

既然里维特不准备在他的电影里命名，陈述，解释任何东西，那么文字顶多被用作是事态在无法通过自身测试时的代替物，正如日常生活中情绪与理智的关系，与此同时，影像一直在忠实地跟随Anne破解一个基本上可以断定跟不存在的谜团而放弃了对巴黎，对其他角色的表现，这说明什么？影像总是所有可能的世界里面最糟糕的那一个，原因就是Pierre一直说Anne的那句话：“你又在幻想了。”换言之，在Anne试图推测，记住每件事情的时候，她最终保存下来的往往是发现自己被操纵的意识。电影一次次被证明是绝好的，免于一切伦理和技术责任的操纵者，而我们完全可以将整个故事完全可以理解成对于一部即将扰乱现有文化秩序的漫长电影的小小准备。

关于Philip的设定有几点值得一说：1. 是Philip而不是Terry才是Anne在这部电影里的对头，在全片第74分钟，Anne第一次被请去参加Gerard团体聚会的时候，Terry谈到Philip：“他就跟所有人一样，没办法一个人过日子。”这是污蔑，回到全片第一场聚会，也就是Anne本该第一次碰到Gerard的场合，答案已经在问题之前被给出了：Philip是唯一一个被群体放逐的人，而Anne是唯一被群体接纳的人，也正是在这场聚会当中，叙事的主题从“危险”过渡到了“流放”。2. Philip是唯一谈论自己超过他人的角色，就算不是，他也是唯一从不断被谈论但从来没有被证实的Juan之死当中预见到了自己命运的人，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Gerard, 他用一种主动追求的态度来表明他对命运的无知和顺服，进而使得自杀成为唯一的选项。Philip没有像Gerard投身莎士比亚（比起Juan之死，串联所有角色的其实是莎士比亚）而是投身了他自己，他通过不断自相矛盾来验证他的预言，关于他厄运的预言，Anne就是他的厄运，这部电影就是他的厄运，看这部电影的人就是他的厄运， 无外乎全片出现频率最高的台词就是 ‘Bonne chance’

另外一个值得一说的就是戏剧和危机的发生问题。到底谁是谁的质料？谁又是谁的目的？首先，Juan之死构成了第一个危机，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变成第二个Juan，整部电影都可以看作是对这种担忧的辩解，其次，Philip, Anne, Terry, Gerard之间的多角关系构成了第二个危机，这里的危机在于Philip和Gerard同时开展了对Anne和Terry的争夺，Gerard在征服了作为毁灭者的Terry之后又一直非常接近拿下作为潜在救赎者的Anne，而Anne则一直渴望得到更多Philip的拒斥来指导她是否改向Gerard投降，不过最后促使她拒绝Gerard的还是不能Gerard自己在导演和恋人之间的迷茫。戏剧本身就是危机，而当一个危机吞噬了另一个危机，在这部电影中就是Gerard闹自杀吞并了Juan生前磁带失踪，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戏剧的变异而是终结。通过对第三人称代词的手脚，Terry, Philip口中的“他们”一会是神秘组织，一会是De Georges集团，所以，是谁在操纵Anne对Anne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被操纵。这里的三段论是：“在不在被操纵？”，“怎么操纵？”，“为什么操纵？”，这三个问题里维特各自解答了半个，这1.5个答案已经足够驱散全片最后40分钟陡然加剧的戏剧性。

但这并不是失败，电影本来就是要做戏剧不能做也从来没想到要去做的事情，在戏剧性之外，电影仍然生机勃勃，要证实Pierre死在Terry枪下不需要再现其场景和条件，因为这个可能性已经被Anne预见到了，这就是电影的彻底胜利：一切存在的都可以实在，一切对象都可以变成影像，一切空间都可以繁衍出时间。电影能达到的上限显然高于解谜，有无，生死这些戏剧追求的上限。然而，电影的危机恰恰就隐藏在它过分开放，过分强大，很难去倒溯到底是在具体哪个时间节点Anne从旁观者变成了深陷其中的参与者，也很难说清楚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Anne的大脑取代了观众的头脑。很显然，里维特是为巴黎的知识分子群体拍摄的这部电影，借Philip, Terry和Tania之口，他对影片拍摄前后巴黎知识分子们自我意识的肤浅，不可救药的神秘主义怪癖进行了尖利的嘲讽，但是这些批判连同对于巴黎寥寥几笔但视角独特的摄影都淹没在了视听行为引发的机械唯物认知：因为在x条件下看到了y，所以z是真/假的。当影像自有的意识高于人的意识，一场不是关于电影而是关于怎么看电影的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巴黎是我们的》就是法国电影的1789年三级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