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宇宙里的蚂蚁

A. 阳面—文斯：主角三人中最激进、最愤怒的一位。他的尖锐在于从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反对他所处的环境、所处的体制。在诱发性事件中，他捡到了暴乱中一名警察丢失的枪，暴力因子+暴力工具，使得文斯成为了电影中的不稳定因素X。因此整部电影都围绕着他进行戏剧矛盾的建立。

B. 阴面—于贝尔：主角三人中最冷静、最客观的一位。诱发性事件中，他苦心经营的体育馆在暴乱中毁于一旦。他承载了主创对于人物塑造富有纵深的意图，养家之人、吸毒贩毒、对体制的态度、对暴力的抗拒……这些都让于贝尔这一形象更为立体丰满，自然也就使得结尾的身份互换更加具有说服力，也更加具有冲击力。

C. 平衡器—萨义德：主角三人中相对中立的一位。他处于文斯与于贝尔之间，个人的躁动不安更大程度上来源于青春期的荷尔蒙满溢。他不如文斯那样具有极强的能动性，也不如于贝尔那样具有冷静思考的能力。他真正在意的是留住青春时期三人同行的浪漫经历，或者说他在电影中的能动性只体现在维系三人的友谊，缓和同伴间矛盾。这样的角色非但不是鸡肋，反而是影片成功的关键—如同《大佛普拉斯》中释迦一角，不参与核心事件，但可作为不可或缺的观看视角，起到调整影片节奏缓急的作用。

这三个角色不可置否地具有某种符号性，如何正确地处理好三人的动态关系并且处理效果不刻意干瘪，非常考验导演的情节编排与台词功力。那么三人的动态关系是如何呈现的？身份互换是如何实现的？我们必须要从情节的编排出发进行分析。

情节

a. 核心悬疑点—文斯究竟何时开枪？怎么开枪？影片行进至近20分钟左右便建立了核心悬疑点，并且贯穿始终，充分调动着观众注意力与好奇心。前20分钟文斯的人物状态铺垫让观众对于其有向警察开枪的可能性有了一定信任，而在抛出悬疑点后，文斯的情绪张力越来越大，使得观众在潜意识中已经默认了文斯将会开枪的事实，只是等待文斯何时开枪、怎样开枪。

b. 诱发性事件—同胞阿比盖尔被警察殴打入院，引发主人公的愤怒情绪。开场的新闻纪实片段交代了影片背景—1995巴黎暴乱事件。而以文斯为核心的三人，关系的动态变化自始至终也围绕着“为阿比盖尔复仇需不需要通过暴力手段”展开。文斯与于贝尔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行动派，二人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否需要动用暴力；萨义德更多只是停留在共情层面，开场第一镜也交代了他在影片中的身份—缓缓睁开双眼，他始终都通过视觉纪录或者旁观事件的发生。

c. 遭遇性事件—医院与警方的冲突、阿比盖尔哥哥枪击后与警方的冲突、于贝尔与萨义德被警察刑讯。如果说a,b是剧情片甚至类型片的必要，那么c就是整部电影成败的关键。c的编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物弧光的发展与完成、人物性格心理的外化、情绪输出的起承转合。

医院与警方的冲突中，是最能体现三人原初性格的一场戏：文斯最为跋扈、最为激动，不停地咒骂着警察，但与此同时，镜头呈现出了他的另一面—在与警察的对峙中，文斯不断地向后移动。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将愤怒转化为行动（暴力）的勇气，更多的是激情驱使着他的肉身投入一次又一次与他人的矛盾冲突；于贝尔一边口头上缓和着文斯与警察的矛盾，一边用身体作为格档将文斯与警察分开。可以看出，他在与警方的交涉方面是富有经验的，并且最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个人头脑的冷静，以及对体制规则的熟知与掌握；萨义德在这一场戏里更多呈现出一种喜剧效果—三人第一次探视阿比盖尔被警察拒绝后，他再次折头与警察交涉；文斯于贝尔和警察的冲突一触即发，没想到被警察先抓走的是萨义德。有一定的荒诞幽默色彩，但又不全是为了幽默，这场戏再次强调了萨义德在片中的观者身份，不参与核心事件，也表现出了萨义德年轻气盛的可爱之处—重新与警察交涉仅仅只是他在朋友面前希望确立自己的自尊与自信。

阿比盖尔哥哥枪击后与警方的冲突这场戏，是前一场遭遇性事件—医院与警方的冲突的升级。得知阿比盖尔的哥哥携猎枪与警察寻仇后，于贝尔和社区同胞冲向事发地—他仍然和原初状态一样冲在最前面，也一样身体力行地阻止暴力冲突的发生；文斯一样的充满激情，大声咒骂体制的代言人。在摆脱警方的追捕过程中，文斯于贝尔正面遭遇到一名警察。剧烈奔跑后呼吸的急促与面对警察的紧张与焦躁，让文斯立马掏出了那把枪，于贝尔几乎是应激反应般一拳打倒了警察，带领文斯逃离现场。这场戏回应了观众对于悬疑点的期待与想象，同时也激化了于贝尔与文斯之间对于暴力使用问题上的分歧—于贝尔彻底对文斯的不理智、不冷静感到失望；文斯也不认可于贝尔“犬儒”、“中立”的态度。

然而紧接着，第三次遭遇性事件—于贝尔与萨义德被警察刑讯，又微妙地改变了人物的原初状态。三人在第二次遭遇性事件后，狼狈地搭乘火车到达巴黎。萨义德提出向之前的借款人讨要欠款，不料讨要未果。走出借款人公寓时，遭遇到了警方的埋伏。文斯侥幸逃脱，萨义德和于贝尔被捕。接下来便是两名恶警向一名菜鸟传授刑讯“潜规则”，对于萨义德和于贝尔人权与尊严的践踏，使得二人的心性都有了一定的改变：于贝尔内心对于体制压迫无奈的承受有了一丝松动。他不是没有愤怒过，但作为养家之人，他必须要通过毒品麻痹自己的神经方能在这片恶土之上苟活，而恶警的欺辱让他麻木的神经逐渐活跃；萨义德经过体制铁拳的重锤，无疑很大程度上打压了自己作为荷尔蒙过剩的青年的热血与戾气。

这场戏之后承接的是三人重新相遇，在巴黎街头漫无目的地发泄情绪的不满。此时影片又重回到前二十分钟对于人物状态的描写，三人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微妙的变化：于贝尔表现出对文斯前所未有的些许认可和亲密，他似乎也在对于“非暴力，不合作”的立场产生了一定怀疑；萨义德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有一个细节—他用拾到的涂鸦瓶在一块广告牌上，将“世界是你们的”改为“世界是我们的”，单就这一动作似乎可以看出青年人无限的自信，但结合之前情节的编排，萨义德的这一动作显得是如此卑微而忧伤，他对于这个体制的绝望只能靠篡改广告语的方式进行反击与回应。

然而问题在于，一部现实主义基调的电影若加入过多遭遇性事件，无疑会对影片本身的可信度与完成度大打折扣。往往优秀的现实主义基调电影会通过情绪传递进行叙事，绝非烂俗地煽情或是笨拙地挑逗观众情绪，而是以扎实的视听与细节实现情绪的升级或者转变，对于深深地被电影所吸引的观众动之以情，对于未能被电影所打动的观众也能晓之以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影片中不同层次的情绪。

情绪

1.浅层情绪—生理快感，日常不满。作为街区题材，描写街区青年日常生活的青春片，对于青年亚文化的展现是此类电影的重中之重。而本片对于街区环境与人物形象的塑造，让观众可以很快对环境建立基本的信任度，对人物产生一定的共情感。在这方面，导演的存在感是最为显而易见的，使用了大量MV的拍摄手法：快速剪辑、快速推轨、变焦推拉、推焦………这套镜头语法是紧密贴合片中人物的形象的，相比《悲惨世界》，本片在视听层面上显得更为出彩。而镜头语言也有效地传递了洋溢全片的浅层情绪—街区青年日日所追求的生理快感，以及日常生活中对环境对体制的不满。

2.中层情绪—迷惘忧郁、原则冲突。激情过后，甚是失落。三位青年游走在巴黎的大街，没有什么地方他们不能进去，他们却又不归属于什么地方。在一栋公寓的楼顶，文斯与于贝尔看似随意的闲聊却无意中说出了他们渺生中最为深刻一句话：我们是“迷失在宇宙里的蚂蚁”。 他们并不是天生暴徒，有着青年人的浪漫与幻想，无处回应世界及他们的恶意，只能孤独地迷走在城市迷宫里，迷惘而忧郁。

而文斯与于贝尔对诱发性事件的看法与态度，以及交锋所带来的张力，是中层情绪中的另外一个组成。二人围绕着“为阿比盖尔复仇需不需要通过暴力手段？”这一问题进行激辩。本片行进至50分钟左右时有一场诙谐的"厕所对话’的戏份，使得这一问题上升至思辨高度：文斯与于贝尔争论如何改变他们这样 的街区青年的生存状况，吵得不可开交。而厕所间里走出一位矮小的老人，他平静地给三个主人公讲述了自己年轻的故事，他的朋友如何在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上，因为顾及尊严和礼仪，下车解手时被冻死在草原上。在某些特定的时期与环境中，活着是要以让渡自己的尊严为代价的。尽管三人并未了然老人故事的深意，但无疑都对他们的内心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它所弥漫在三人身上、所传递给观众的是一种极其消极的情绪：文斯与于贝尔的看法无足轻重，因为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讨回公道、出口恶气，代价都是人格与尊严被体制的践踏。

3.深层情绪—愤懑无望、应激反应。而最深层的情绪直至影片结尾才暴露出来，这也是剧情反转与情绪高潮完美结合的典范：经历过近24小时的迷惘、愤怒、不安，文斯在生理上感到无比疲惫，心理上也绝望地接受了现实：即使开枪也无法改变生活的现状，更何况自己连开枪的胆量也没有。他把手枪交给了于贝尔，是对生活的妥协，也是与同伴的和解。于贝尔也欣然接受了文斯的“改邪归正”，然而，之前刑讯过于贝尔和萨义德的恶警再次出现，拦下了走在回家路上的文斯与萨义德。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恶警配枪的走火打死了文斯，而于贝尔目睹了全过程后举枪与警察对峙。

看到这相信有朋友已经想到了类似结局的电影，没错，就是《杀人回忆》。导演先是让观众对于悬疑点的期待落空，而后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写情节应然走向，实现剧情的反转。并且此类反转不是“为反转而反转”，而是通过一整部电影在情绪上的铺垫，营造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一直想杀警察的文斯意外死在警察枪下，一直冷静克制的于贝尔在应激反应下掏出了枪，对准了警察。它回应的就是片头所点明的题眼：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坠落，下滑的过程与着陆的状态。当文斯向生活妥协的一刹那，他死了，这是何等的讽刺！；而于贝尔麻木的神经在片中一点一点地被体制的漠视与羞辱中刺痛，终于在结尾，受到巨大刺激的情况下，他作出了应激反应—用暴力回应体制对于他们的戕害。这种潜意识作出的反应，是人物内心也是本片最深层的情绪—不再用话语，而是用拳头，挥向体制，表达个人的愤懑与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