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掃碼收聽播客節目，請注意：本期播客内容與本文不同，播客隻談《再見青春》，并側重史實。其它平台播客更新鍊接請見文末。本文首發于公衆号“半斤八兩掄電影”。）
...在夾縫裡——未來某個時間段、同時也是曆史上某個時間段中不被人關注的夾縫裡——一群日本高中生，他們的愛好、生活、隐私……乃至友誼，被他們所處的環境、制度、意識形态、文化氛圍不停地擠壓；視覺上，他們本就可憐的空間越來越小，不斷被剝奪。他們在空間裡所做的事、揮霍的青春，随時被侵入——警察，老師，家長……然後，那個不可說不可見的東西也來了，一點一點顯現，侵入他們彼此之間的“空間”。他們被裹挾進一種激情、一種恐懼的氛圍。身處其中的每個人，不自覺地被這一氛圍感染。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在高中畢業式的前後幾日，做出了各自的青春告别。
...以上，是我所理解的《昨日青春》，影片于2024年入圍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同年在日本上映，導演——空音央。
...幾乎同一時間，相差不到一個月。另一部影片——《敵》，也在日本上映。
...這部影片聚焦的是老人——一個曾經的大學教授，他的——幾乎是臨終期的——晚年獨身生活。他盡可能讓自己的生活充實，勉力維持着講究和體面。他并不是枯守着自家的獨棟的兩層大宅，而是以寫作、交際的方式，讓自己“走出去”，擴張他在社會裡日漸萎縮的個人空間。他偶然收到匿名郵件，警告“敵人來了”。老人向外界探出觸角，邀請着他感興趣的人進入自己的私人空間，包括昔日傳出不倫绯聞的女學生、也包括他在酒吧看中的頗具靈氣的“辍學”打工的女孩。在幻想和真實交織的現實生活裡，老人不斷被挫敗，而網絡傳言中的“敵”似乎真的入侵到老人家。他的空間，因他的不甘此生而擴張，也因為他的臨終之悔而被侵入，最終，老人在無奈的情緒和釋然的覺悟中離世。
...有趣的是，幾乎同期上映的兩部日本電影，不約而同涉及到了基于某種對未來社會的幻想而建立起的假設，兩部影片都選擇了某個看不見的未來危機作為叙事的背景——互聯網傳說中的“敵”，和即将到來的百年一遇的地震。若放在當下的中文電影語境，兩部電影的關鍵詞都會被貼上“軟科幻”或者“近未來”、再或者“幻想”的标簽。
...近五年來，我本人一直受聘參加某電影活動，平均每年會看到兩百多個劇本，以及二三十部正在制作中的長片的素材。該活動的初衷是發掘青年創作者，通過對他們提交的劇本或者影像進行比較、篩選，讓更具個性特點或者更具市場潛力的作品在創作早期就能被業界發現并扶持。但是，不可避免地，就會有權力淩空壓在頭上。被初步選出的項目，其創作者要進行“路演”， 面對業界的資深人士、面對權威或者專家的提問或指點。假設《昨日青春》或者《敵》參加了路演，一定會被權威們反問：假如拿掉你的這個設定，你的故事是不是也照樣能講？如果是，這個設定就是不必要的存在，你的故事就是兩層皮，這個設定有沒有都一樣。
...把叙事扁平地等同于元素組合，是評審專家省力省時的思維，這一思維得出的結論也會給外界輸送一堆更易懂、易擴散的切片式“金句”。要在短時間建立權威感，當然首選這種“加減法”思維，每個人的心裡都有一張檢測表，去按圖索骥，而不是傾聽創作心聲。這樣，維持了“權威”的體面，也能在青年創作者之上收獲優越感。
假如拿掉各自的設定，《昨日青春》和《敵》的故事依然成立，人物行動照樣推進。那是不是就能居高臨下地批評：這樣的故事是“兩層皮”呢？我在此提出這一看似無關的真實景況，無意批判上述粗暴邏輯，而是為了在兩個層面開啟本次的電影文本讨論。
...《昨日青春》的電影開場，明确以文字形式交代了“故事發生在不遠的将來”，緊接着，是夜空下密不透風的幾棟高樓，它們周身閃爍着紅光，航空障礙燈誇飾着高樓對城市的統治感，一個急速的下降鏡頭，一甩間，落到了普通人生活着的地面。
視點不明的空鏡，作為全片第一個鏡頭，定下世界的基調，呼應着開場前的字幕——“試圖将人們框進舊有框架的聲音喧嚣不已，風化的龐大高樓比往常更加搖搖欲墜。日本那曾經劃分人種的體系正在崩塌，似乎有什麼巨大的變化将要發生。”向下飛速的甩鏡頭，視覺上無從判斷物理距離，感官上就是“高到天際”，觀衆由此感受到人們都在“龐大高樓”之下生活。
...巨樓之下，是一個“入場”的情境。高中生想混進live house，真正攔住他們的并不是邀請碼和年齡限制，而是語言。結合前一個鏡頭，在高不可及的高樓下，Live house無異于“巴别塔”的入口。從日文到蹩腳普通話再到英文，橫在高中生面前的是交流的天塹。他們還是混了進去，聽得忘我。當悠太和光被警察盤查時，那個明顯不是日本人的DJ，竟主動把裝着音樂的u盤送給了悠太，音樂無界。
...伴随着叙事推進，“龐大高樓”在雲霧裡偶爾顯形。當權的鬼頭首相召開記者會，為增大内閣權限要修改憲法，理由是日本将要發生“百年一遇”的大地震。以這個看不見的未來災難為理由，宣布啟動“緊急事态”。視覺上，國會和首相都隻存在于屏幕裡，餐廳的電視屏幕、商業樓外壁的巨大LED屏幕。對當權者，普通人隻能看卻碰不到。
...被投影了政治資訊的雲，也是“龐大高樓”的視覺符号之一，在影片中數次出現。作為“近未來”的視覺細節，它們淩駕在每個人的頭頂，飄在世人生活的空間上空。雲上顯出政治新聞，或是大财團的商品打折信息，看似與人們毫無交集，其實滲透侵入了每個人的生活之中。校長以”恐怖襲擊“為名，在校園裡安裝無死角監控，學生的違紀行為會被立刻識别，判定後當即扣分，所有的隐私行為被監控抓取并顯示在巨大的LED屏幕上，近乎公開處刑。
.........觀衆能直觀感受到這些高中生的學習、生活、娛樂的空間不斷被壓縮。聽現場音樂時突然被警察闖入調查、在學校組建的音樂研究部被主任取締、在教室上課時被自衛隊軍人打斷、在家裡聚會也被突然回來的母親撞上、就連悠太偶然發現的一處廢棄空間——想用來臨時作為音樂活動的據點，也被清空用以改建抗震樓。
...影片當然不是命題作文式的批判，作者在被擠壓的空間裡也注入了人情。高中五人組裡有一對情侶，男生被罰清掃音樂研究部，女生過去找他開玩笑。男生剛剛拖過的地闆又被踩髒，于是男生不得不重新拖，可他又懷着情愫亂了方寸，就這麼一股腦拖下去，以至于能站立的地面越來越少，最後他和她隻能擠在一角，等待整個屋子的地闆幹透才可走動。這一幕設計，浪漫地拉近這對情侶的距離，同時又在視覺上點明——他們（也包括好友們）的空間被剝奪、被擠壓到無立足之地。
...整部電影，有一條若隐若現的叙事線索：悠太一直在失去——失去空間據點、失去同路朋友、失去寄居的家，最後隻剩下音樂。饒有意味的一幕發生在他們幾人的“音樂研究部”被取締後，先是五人合力偷走了音響設備，從學校一路推着音響功放，狂歡着入駐到空置的單位裡；而後是悠太與光——這對發小兒——推着低音炮一路經過毫無特征的城市景觀：立交橋、水泥闆樓、無盡的坡道、分叉再分叉的過街天橋……最後光被迫帶警察回家證明自己身份，隻剩悠太一人西西弗斯般地推着器材，直到終點，他才發現他們精心布置的音樂據點被清空。他獨自一人面對着被搬到外面的器材，此刻，他或許意識到自己已經被剝奪得一無所有。這也為高潮段落埋了伏筆——從來都回避政治、一心沉醉在音樂裡的悠太突然挺身而出——維護了同學們的“革命果實”，而他也為此失去學籍，進而失去了母親的庇護，不得不早日投身社會洪流。
..............................《昨日青春》所建立的“發生在不遠的未來”的設定，決定了身處其中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維慣性、行為模式。并不是這一設定導緻了這些故事的發生，而是這些故事如流水般自然地淌過觀衆面前，觀衆在感知到流水所處的地貌、生态、人類活動之後，加深了對這一設定的理解。正如濱口龍介在訪談中提到：“影片結束後，強烈地感覺到他們的生活仍在繼續，這些人就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某個角落。無論來自哪個國家或哪個時代，很少有電影能達到這種感覺。”
...與之相對，《敵》的設定更偏向主觀幻覺：借助獨居老人的視角，以更為個人化的體驗，帶領觀衆走進“那個人”的世界。借助“他”的視域，通過回溯“過去”的記憶碎片，讓觀衆感受到“敵”這一頗具未來危機感的設定。自從偶然點開一封郵件，得知某地的“敵人”登陸，自北向南入侵。這莫名其妙的垃圾郵件，帶來了一種危機。視覺上，渡邊教授的晚年獨居空間被不斷壓縮，老年人面對的諸多困境都在擠壓着他的活動空間，甚至一度受傷被困在房間，行動受限，院子裡被蓋得嚴實的枯井正好映照了他的晚景。
............老人的“我”，在“敵”的逼近下，無限放大無限延展。“敵”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其實在物理上隻是老人通過郵件所見的文字和亂碼。可以說，有老人，就有“敵”。渡邊從友人口裡聽到、在門口從鄰居口裡聽到、又目睹到的鄰居之暴斃、以及在自己玄關碰到的——這些“敵”，從文字到傳言，再過渡到具體的形象，逐步逼近老人的“我”。
...單就“敵”來說，這一設定并沒有“促使”渡邊教授做出任何行動，在他的行動線上，無論有沒有“敵”，行為都會發生。《敵》改編自筒井康隆同名小說。小說寫于上世紀末，正值“千年”之交。值得思考的是：為何導演要在疫情期間改編這部小說？
...個體對空間的進退失據，恰巧成為我觀察這兩部影片的切角。
近未來的設定、末世威脅的設定，都是電影作者對當下所處環境的觀察，也展露出作者直面現實不回避的态度。無論是“高樓”，還是“敵”，都源自作者敏銳發現了懸置在每個人頭頂上空的威脅。面對威脅，不論青春少年，還是風燭殘年，身處其時的個體，可能察覺到什麼，也可能尚不自知，唯一能确信的是：所謂“獨善其身”，隻是妄想罷了。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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