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訟自辯的“僞女性主義”

如果說對田檸而言，縣城/内部意味着一種生命的陷落，省城/外部意味着一種向上的突圍——外部的希望是其在内部中掙紮的動力；那麼作為從北京歸來的王奇對她而言則是外部的象征：說的不是帶着髒話的方言，而是幹淨标準的普通話，對待女性不是像縣城中的同輩一般呼來喝去，而是溫和謙遜地和她一起塗去牆上的代孕廣告，興趣愛好不是如馬強般吃喝嫖賭，而是組樂隊和看電影，甚至看的是“女性主義”的《芭比》，甚至唱的都不是那些土味歌曲，而是《送流水》…于是，王奇這一外來者/旁觀者成為田檸向往外部世界的希望，她想象王奇/外部将作為一種拯救力量将她從内部“救”出。

可是，當王奇在那個晚上以“你大年三十有空嗎”約她去看電影，當王奇在那一天因為睡過頭而缺席，當田檸因此不得不獨自一人在商場的廁所生産時，她以其敏感而聰穎的心靈突然意識到王奇不過也和馬壯是一類人，不過也是作為既得利益者與潛在加害者的男性中的一員，意識到所謂的“外部”和“内部”其沒有本質的不同，意識到希望其實并不存在；因此她以留下的那封信和自己的死亡作為一種對他（王奇？）的“報複”。于是，田檸的墜亡與姐姐的墜亡構成了某種同構與鏡像（正如不斷複現的芭比一般）：在她們的死因中，他/王奇都充當了那個不自覺的、間接的加害者——即使他/男性獲得了某種性别意識，也不過是一種假的pseudofeminism。

正如王奇作為導演的一種假面與言說，他充分意識到了自己身為男性在表達女性主義時的限定（pseudo)。然而因為對田檸獲得這種意識與結論的過程的呈現的缺席，因為影片主要以男主的視點來結構，于是這種覺悟似乎隻淪為了一種劇情上的反轉、一種未加分辨的斷言，于是導演的這種表達既是一種自我控訴，但也是一種自我辯護，一種自認清醒的自戀式的表達——而這種自訟自辯、自戀犬儒的表達與斷言，正如田檸（被）以死亡作為最後的選擇一般，無助于對男權結構的改變，無助于對更理想的世界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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