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奈特》是趙婷繼《無依之地》後的又一次華麗回歸,但她這次沒有将鏡頭對準美國西部的遊牧民,而是轉向了16世紀英格蘭的一個家庭。影片改編自瑪姬·歐法洛的同名暢銷小說,以莎士比亞的妻子艾格尼絲為核心視角,講述了他們11歲的兒子哈姆奈特夭折後,夫妻二人經曆喪子之痛,最終這段經曆啟發了莎士比亞創作出《哈姆雷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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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高潮發生在劇場,但這并不是一次關于"理解文字"的升華。當序幕拉開,艾格尼絲最初對那些對白表示出質疑甚至憤怒。趙婷在這裡大膽地暗示:《哈姆雷特》那經典的獨白,或許是一次失敗的感知嘗試。
然而,當文字的"主權"被剝奪,舞台上飾演哈姆雷特的演員通過表情、音調、身體的動作,重新激起了艾格尼絲的感覺。她并不是"被戲劇說服了",而是被一場發生在舞台上的身體-感知事件擊中了。在那一刻,語言不再負責"解釋世界",它僅僅作為一種通道,讓艾格尼絲重新進入了存在—身心體驗。她确認了一件事:孩子并沒有消失,而是被轉譯成了另一種存在方式。
《哈姆奈特》并沒有重複"痛苦造就偉大男性天才"的老調。它告訴我們:偉大的經典,誕生于那些無法被經典吸收的生命經驗之中;而這些經驗,往往屬于被曆史忽略的身體、女性與家庭。
片中真正的悲劇英雄是艾格尼絲。她是那個看見了一切、預知了一切,卻無法阻止一切發生的母親。她是那個永遠無法被完全寫進劇本,卻讓劇本之所以産生的人。偉大的藝術,并非為了超越死亡,而是作為那些無法被哀悼之物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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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對于《哈姆奈特》的創作,趙婷也并沒有能夠完全實現情感的和解,其煽情式的和解也被很多評論者诟病。
當叙事推進到劇場段落,問題出現了:如何用視覺語言呈現"和解"這種抽象的心理狀态?
趙婷選擇了兩條路徑
第一,當艾格尼絲在劇場觀看《哈姆雷特》時,她被演員的表演"擊中"。這個設計本質上是通過"表演中的表演"來外化情感——一個本來應該内在于身體和沉默的體驗,被轉化為舞台上的戲劇化呈現。這種轉譯不可避免地帶入了戲劇的套路感:燈光、音樂、演員的表情,這些都是傳統的煽情元素。
第二,艾格尼絲最終理解并接受了莎士比亞的藝術創作,認為這是對兒子的另一種形式的紀念。這個"和解"邏輯,在精神分析上确實容易落入一種相對庸俗的框架:痛苦→創作→意義→和解。它将複雜的創傷經驗簡化為一個可以閉環的心理過程,削弱了影片前期建立的那種"失去永遠無法被完全轉化"的深刻性。
...趙婷用極簡主義的美學重構莎士比亞的家庭悲劇時,她并非簡單地呈現一個曆史故事,而是在編織一個充滿象征意義的意象網絡。俄耳甫斯與歐律狄刻的神話、苔草的意象、歌謠的傳唱、"妖女"的标簽、以及“洞穴”——這幾個核心意象構成了影片的深層語法,它們不是點綴式的裝飾,而是理解整部作品的關鍵鑰匙。
俄耳甫斯與歐律狄刻:回頭的詛咒
影片中,莎士比亞給孩子們講述俄耳甫斯與歐律狄刻的故事,這絕非偶然的選擇。這個神話——詩人前往冥界拯救愛人,但在即将成功時回頭看了她一眼,導緻她永遠留在了死亡世界——與影片的核心命題形成了精确的互文關系。
莎士比亞就是俄耳甫斯。 他試圖通過藝術創作(前往"語言的世界")來拯救失去的兒子哈姆奈特(從"死亡的領域"帶回),但在這個過程中,他不可避免地"回頭"——他将個人的喪子之痛轉化為戲劇創作,這種轉化本身就意味着他将痛苦對象化、藝術化了。每一次他在倫敦創作《哈姆雷特》的段落,都是一次"回頭看"的舉動:他凝視着痛苦,試圖通過凝視來控制它,但正是這種凝視讓痛苦永遠停留在藝術的形式中,而無法真正被釋放。
艾格尼絲是歐律狄刻,但也是一個拒絕了神話邏輯的歐律狄刻。 在傳統神話中,歐律狄刻是被動的被拯救者,她的命運完全取決于俄耳甫斯的選擇。但影片中的艾格尼絲拒絕這種被動性。她的痛苦經驗是與土地、根系、死亡循環直接相連的,她不需要被"拯救"到藝術的世界中——因為對她而言,兒子從未真正離開,他的存在方式隻是發生了轉化,從活着的身體變為森林的一部分、苔草的一部分、風的低語的一部分。
這個神話在影片中形成了一種反諷:莎士比亞以為自己在扮演俄耳甫斯,通過創作《哈姆雷特》來拯救兒子的記憶;但艾格尼絲的沉默告訴他,真正的歐律狄刻并不需要被拯救,因為她從未真正離開。她隻是存在于另一個維度,一個語言和藝術無法觸及的維度。
俄耳甫斯神話的引入,暴露了莎士比亞(以及整個西方藝術傳統)的傲慢:以為通過藝術可以征服死亡,以為通過語言可以占有失去。但艾格尼絲的存在本身就是對這種傲慢的持續反抗。
苔草:大地的記憶
苔草(sedges)是影片中最微妙也最深刻的意象。艾格尼絲是草藥師,她通曉植物,與自然有着近乎神秘的連接。而苔草這種看似普通的植物,在她的世界裡承載着特殊的意義。
苔草的生長特性——在濕潤、陰冷的地方頑強生長,根系發達——與艾格尼絲的痛苦經驗形成了精準的對應。 喪子之後,艾格尼絲的痛苦不是那種需要被"治愈"的創傷,而是一種像苔草根系一樣深深紮入大地深處的存在。它無法被拔除,也不應該被拔除。它成為了她與世界連接的一種新方式:通過痛苦,她比任何時候都更敏銳地感知大地、感知生命的循環、感知死亡的必然性。
影片中有一個細節:艾格尼絲在森林中撫摸苔草,手指穿過草葉,仿佛在觸摸某種活着的記憶。這個鏡頭的調度極其克制——沒有煽情的配樂,沒有特寫鏡頭的過度停留,隻是平靜地呈現她的手指與苔草的接觸。但正是在這種克制中,觀衆能感受到苔草作為"大地的記憶"的象征意義:它記錄着那些語言無法承載的東西,它保存着那些被遺忘的故事,它是艾格尼絲沉默的盟友。
苔草與莎士比亞的文字形成了鮮明對比。文字是幹燥的、固定的、需要被閱讀和理解的東西;而苔草是濕潤的、流動的、隻需要被感知和觸摸的東西。莎士比亞試圖用《哈姆雷特》來"記住"兒子,但艾格尼絲知道,真正的記憶不在于被記錄,而在于成為大地的一部分。苔草不需要被閱讀,它隻需要生長。
歌謠:聲音的身體性
影片中的歌謠是一個被嚴重低估的意象。艾格尼絲和她的家人、社區經常傳唱那些古老的歌謠,這些歌謠沒有固定的作者,沒有精确的歌詞,它們在口口相傳中不斷變形、流動,保持着一種鮮活的生命力。
歌謠代表了另一種"語言"——不是文字的語言,而是聲音的語言;不是被書寫固定下來的語言,而是在呼吸和歌唱中不斷生成的語言。 當艾格尼絲唱起那些歌謠時,她不是在"表達"情感,而是在讓自己的身體成為一個共振的腔體,讓那些無法言說的經驗通過聲音的振動得以傳遞。
影片中有一個關鍵場景:艾格尼絲在森林中哼唱歌謠,聲音輕柔得幾乎聽不見,但森林仿佛在回應她——鳥鳴、風聲、樹葉的沙沙聲與她的歌聲交織在一起。這個場景的剪輯沒有強調她的面部表情或情緒,而是讓聲音成為叙事的主導。在這個時刻,歌謠超越了"表達"的功能,成為一種存在的方式:通過歌唱,艾格尼絲讓自己再次與自然、與兒子的存在共振。
歌謠與莎士比亞的戲劇形成了另一個對比。戲劇是視覺化的、被舞台和燈光強化的、需要觀衆保持一定距離來"觀看"的東西;而歌謠是聽覺化的、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發生的、參與者完全沉浸其中的東西。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需要被"觀看"才能生效,但艾格尼絲的歌謠隻需要被"聽見"——而"聽見"與"觀看"的根本區别在于,前者允許參與者的聲音也成為整體的一部分。
"妖女":被污名的異能
"妖女"(witch/wild woman)的意象貫穿影片始終。艾格尼絲來自森林,通曉草藥,能夠"看見"常人看不見的東西——這些特質讓她被社區貼上了"妖女"的标簽。這個标簽并非字面意義上的指控,而是一種文化上的污名化:任何不遵循社會常規、與自然保持深度連接的女性,都會被視為危險的"他者"。
"妖女"這個意象揭示了西方文化對女性身體和女性知識的系統性壓制。 艾格尼絲的草藥知識不是"科學",而是"迷信";她的預知能力不是"智慧",而是"妖術";她與自然的連接不是"靈性",而是"瘋狂"。這套話語将女性的、身體的、非理性的經驗驅逐到主流文化的邊緣,将它們标記為危險的、需要被馴服的東西。
影片中最令人心碎的場景之一:艾格尼絲試圖用自己的草藥知識救治患病的朱迪思,但社區的人用懷疑和恐懼的眼光看着她,仿佛她的草藥是某種黑暗的巫術。這個場景的調度克制而精确——沒有戲劇化的沖突,隻是通過眼神、沉默、身體距離來呈現那種文化上的排斥。但正是在這種克制中,觀衆能感受到"妖女"這個标簽背後的暴力:它不是火焰和絞刑架,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細微羞辱和持續排斥。
"妖女"意象與莎士比亞的藝術形成了深刻的互文。莎士比亞的戲劇代表了"文明的"、"理性的"、"男性中心"的文化體系,而艾格尼絲的"妖女"特質代表了"野性的"、"身體的"、"女性中心"的經驗模式。影片的核心沖突,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兩種體系之間的對話(或者更準确地說,是單向的對話)。
有趣的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中充滿了"妖女"的母題——奧菲莉亞的瘋癫、女巫的預言、幽靈的出現——這些都暗示了莎士比亞潛意識中對"妖女"經驗的迷戀和恐懼。他在戲劇中不斷重演對女性身體和女性知識的驅逐,而艾格尼絲的沉默正是對這種重演的持續反抗。
洞穴的雙重性:子宮與墳墓,舞台與深淵
影片前半段,艾格尼絲多次進入森林深處的一個洞穴。這個洞穴不是簡單的自然景觀,而是她的"精神子宮"——一個回歸原初狀态、重新與生命和死亡建立直接連接的場所。
洞穴的 womb-like 特征在視覺上被精确呈現:幽暗、溫暖、保護性的空間,入口被藤蔓和苔草半遮半掩,仿佛大地的裂隙。 當艾格尼絲蜷縮在洞穴中時,攝影機的鏡頭沒有采用戲劇化的角度或光影處理,而是用平實、克制的構圖呈現她的身體與洞穴岩壁的接觸。這種克制的視覺語言暗示了洞穴的日常性:對艾格尼絲而言,進入洞穴不是什麼神秘的儀式,而是像回家一樣自然。
洞穴與艾格尼絲的"妖女"特質形成了精準的對應。被污名化為"妖女"的女性,在西方文化中往往被描繪為在洞穴中進行巫術儀式、與魔鬼交易的場景。但趙婷颠覆了這個套路——艾格尼絲的洞穴中沒有魔鬼、沒有獻祭、沒有邪惡的儀式,隻有她自己的身體、呼吸、以及對自然的感知。這個洞穴不是"邪惡"的場所,而是她的"精神子宮",是她重新與自己身體、與大地連接的地方。
洞穴也與苔草的意象緊密相連。洞穴内壁長滿苔草,這些苔草不是背景裝飾,而是洞穴的"皮膚"——它們記錄着洞穴的曆史,保存着那些語言無法承載的記憶。當艾格尼絲觸摸洞穴中的苔草時,她不是在"使用"某種神秘力量,而是在讓自己的身體成為大地記憶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洞穴是艾格尼絲逃避"語言世界"的避難所。洞穴外是莎士比亞的倫敦、是《哈姆雷特》的舞台、是整個以文字和理性為中心的文明;洞穴内是沉默、是身體感知、是直接的存在。當莎士比亞試圖用語言"理解"失去時,艾格尼絲選擇退回洞穴,因為她知道:有些東西隻能被感知,不能被理解。
《哈姆雷特》中,幽靈在城堡的地下室/洞穴中出現,向哈姆雷特揭示被謀殺的真相。這是整部劇的關鍵場景之一,也是影片中莎士比亞創作的"高潮"段落。但趙婷的處理讓這個場景充滿了張力。
舞台上的洞穴是被挪用的神聖空間。 它不再是一個真實的、與大地連接的場所,而是一個被舞台設計、燈光、演員調度完全控制的戲劇元素。當幽靈從洞穴中走出,念誦那句經典的"Remember me"(記住我)時,這個"洞穴"已經被徹底的藝術化和符号化了——它成為了一個"表演"的場所,而非一個真實的場所。
影片在處理這個舞台場景時,采用了一種近乎殘酷的對比呈現。觀衆看到的是:舞台上的洞穴被精心的設計(岩石的紋理、陰影的分布、幽靈的出場角度),一切都是為了"視覺效果"服務的;而艾格尼絲的反應——她最初的不适,甚至憤怒——揭示了這種藝術化對洞穴神聖性的侵犯。她的沉默在說:這不是我的洞穴,這是一個模仿洞穴的舞台布景;這不是幽靈的召喚,這是演員的表演;這不是真實的失去,這是被美學化的創傷。
舞台上的洞穴與森林中的洞穴形成了最尖銳的對比。森林中的洞穴是子宮,是回歸;舞台上的洞穴是墳墓,是展示。森林中的洞穴是艾格尼絲的避難所,她可以在那裡退回到最原始的狀态;舞台上的洞穴是莎士比亞的創作,他可以在這裡"表演"失去。
這種對比揭示了西方藝術傳統中一個根本性的悖論:它需要挪用那些神聖的、原始的、非藝術的經驗,才能創造出"偉大"的作品,但挪用的過程本身,就是對這些經驗的背叛和消解。 莎士比亞需要一個"洞穴"來讓幽靈出現,但他不能使用真實的洞穴——真實的洞穴太不可控、太原始、太"妖女"了——他必須創造一個舞台洞穴,一個可以被觀看、被控制、被理解的洞穴。
...影片中最令人震撼的并非兩個洞穴的對比,而是艾格尼絲在觀看《哈姆雷特》時對舞台洞穴的沉默凝視。這個鏡頭的調度非常精妙:攝影機長時間停留在她的臉上,沒有剪輯、沒有音樂、沒有煽情的特寫,隻是呈現她的凝視。
在這種凝視中,觀衆能感受到一種無聲的對話:艾格尼絲的沉默在對舞台洞穴說話。 她不是在"理解"或"接受"莎士比亞的創作,而是在用她的沉默揭示這個創作的基礎性矛盾——舞台洞穴是對森林洞穴的挪用和背叛,而莎士比亞以為自己在"紀念"兒子,實際上是在通過挪用來逃避對失去的真正面對。
但趙婷在這裡做出了一個微妙的選擇:她沒有讓艾格尼絲站起來、憤怒地離場、發表任何明确的批判。她隻是凝視着。這種凝視不是屈服或接受,而是一種持續的在場——她的沉默在提醒觀衆,即使舞台洞穴被呈現為"神聖"的藝術場景,真正的洞穴仍然存在于森林深處,那個艾格尼絲可以随時回去的地方。
洞穴的意象最終指向了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藝術需要挪用原始經驗才能生成意義,但挪用本身就是對原始經驗的背叛。 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需要洞穴,但他不能使用真正的洞穴;他需要呈現幽靈,但他不能呈現真正的幽靈;他需要處理失去,但他不能真正面對失去。
而艾格尼絲的洞穴永遠在那裡,不需要被挪用,不需要被理解,隻需要被存在。她的洞穴是西方藝術傳統無法消化的一塊石頭——它不是反藝術的,而是前藝術的;不是反語言的,而是前語言的;不是反文化的,而是前文化的。
洞穴的意象之所以如此強大,恰恰因為它是一個未完成的象征。它沒有被完全整合進影片的叙事結構,也沒有被明确賦予某種固定的意義。森林中的洞穴和舞台上的洞穴保持着一種永恒的張力,這種張力本身比任何明确的"和解"都更有力。
趙婷的智慧在于,她沒有試圖"解決"這個張力。她讓兩個洞穴并置,讓它們在沉默中對話。而觀衆在這個對話中感受到的,是對藝術本身的一種深刻懷疑——當藝術試圖"呈現"真實時,它是否必然背叛真實?當創作試圖"表達"痛苦時,它是否必然将痛苦美學化?
洞穴沒有給出答案,但它讓問題變得更加尖銳。而這或許就是藝術最誠實的方式:不是提供解決方案,而是讓問題保持開放。森林中的洞穴永遠在那裡,等待着那些願意退回原始狀态的人;舞台上的洞穴永遠在那裡,提醒着藝術的挪用本質。
在這兩者之間,艾格尼絲的凝視成為了一種永久的在場。她不說"是"或"否",她隻是在那裡。她的沉默比任何語言都更有力量,因為它是唯一沒有被挪用的東西。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