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追逐着從樓梯上滾落的皮球來到了二樓，撞見女主人桑德拉在與來訪者聊天。當男主人薩穆埃爾在三樓循環播放一段嘈雜的音樂時，訪談被迫中斷。記者離開後，反複上演的夫妻大戰注定再次爆發，小主人丹尼爾便牽着我離開了那棟房子。确切地說，是我領着他離開的，他的視力因車禍而幾乎消失。我們散步回來時，薩穆埃爾已經靜靜地躺在了屋外，鮮血浸透了軀體周圍的雪地，遠遠望去像是一灘過期的草莓醬灑在冰渣上，顔色暗淡，氣味不詳。丹尼爾的呼救聲壓過了我的嘶吼，桑德拉從二樓的陽台探出了身子……

桑德拉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嫌疑人，一場關于薩穆埃爾墜亡原因的審判拉開了帷幕。沒有直接證據，沒有目擊者，零星的間接證據讓自殺與謀殺皆有可能，還牽扯出各種道德、人倫話題，庭審的過程也就成了彼此抵牾的各種叙事纏鬥的修羅場和羅生門。事後看來，所有可能接近真相的關鍵性信息其實從未出現過，唇槍舌劍的庭審現場難免漸漸生出裝腔作勢的空虛感。因為，關于墜亡原因的剖析，正無可挽回地演變為關于“死亡”的各種想象、叙事的對決。所有的叙事都在試圖感染、說服端坐大廳前端中央的法官及其右手的陪審團。他們本來應該代表客觀、理性、公平、正義。隻是當權威的抽象法則落實到具體的肉身時，一切都變得魔幻起來。那樣的場景，就像是一群“講故事的人”（公訴人、辯護人、嫌疑人和證人）在蠱惑另一群聽故事的人（法官、陪審團、旁聽民衆和媒體）。

我的女主人恰恰是一位典型的“講故事的人”，一位頗有名氣的作家，想象和叙事正是她所擅長的。在第一次庭審前的某個夜晚，桑德拉對丹尼爾說：“我不希望你篡改你的記憶。你要原原本本講述你的記憶。這傷害不到我。”白天的時候，丹尼爾恰恰更改了證詞。當時法院派來了調查員進行場景還原，以驗證丹尼爾的證詞。我焦躁地在突然出現的一群陌生人的腿間穿行，看到了整個過程。案發後當天晚些時候，丹尼爾曾告訴警察，那天他走下門廊經過戶外的棚屋準備去散步時，聽到了父母在争吵。他同時強調，門上的膠皮與戶外棚屋的膠皮在質感上是不一樣的，他每次經過都會習慣性地觸摸它們。現場模拟卻顯示，他在戶外根本聽不見。于是，他改口說，是自己搞混淆了，應該是在準備開門外出時聽到了聲音。其實不管丹尼爾是在戶外還是在室内聽到了動靜，都更改不了他習慣性地會在父母争吵時選擇離開這一事實。證詞的更改，淡化的是離開，強化的是争吵，頻繁地争吵也就構成了“謀殺”的潛在因素。我相信，丹尼爾隻是為了重新确認記憶。但是對于聽故事的人來說，記憶出錯了，證詞便可疑了。“記錯了”是個陳述句，可是在别人眼裡，它更像是個被動句——“記憶被篡改了”，施動者可能就是他的母親。所以，當桑德拉囑托自己的兒子時，她臉上表情并不僅僅是慈愛，還有些許的擔憂，隻是丹尼爾看不見。

桑德拉深知記憶有時是靠不住的，她清楚記憶的可塑性及其力量。記憶有很多類型和媒介：可以是屋内擺放的桑德拉與薩穆埃爾的照片；可以是電腦裡保存的視頻、音頻，亦或是文檔、殘篇；也可以是薩穆埃爾用過的器物，比如那台播放器，它可以宣洩情緒，也可以用來制造噪音；甚至可以是丹尼爾的聽覺、味覺和觸覺……當他們被存放在某處時，靜置的記憶隻是信息的碎片，時空的瞬間，生命的片段，意義極其有限。隻有當記憶被提及時，它豐富卻不确定的力量和意義才能被釋放出來。當記憶被描述、呈現時，它其實已經被納入了某個叙事的框架和進程。記憶隻是叙事的素材，它的力量、價值和意義将被具體的叙事賦予。所以，人類有時會把釋放記憶比喻成打開潘多拉魔盒。因為，沒人知道記憶将以何種形态出現。在接下來的庭審中，桑德拉将不斷地經曆記憶可塑性的恐怖力量。這個以叙事為生的女人，也将不斷地體驗叙事駭人的現實塑造力。

二、

庭審時，那段被迫中斷的采訪錄音被當庭播放，内容顯示訪談遲遲未入正題。在公訴人的引導下，慵懶中夾雜些許興奮的閑談竟成了暧昧中嘗試挑逗的罪證，私下裡輕松惬意的聊天就這樣在法庭上演變為道德事件。一場未完成的對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揭示真相，似乎沒人懷疑。脫離了具體語境的語言和聲音，就像是可以随意剪輯、嫁接的基因片段，各種轉基因叙事變體應運而生，似乎同樣沒人在意。

我并未注意當時她們聊了什麼，但我還記得那天桑德拉坐在坐在沙發上面色绯紅，大概是因為暖氣調得過高，也可能是因為喝了點酒，抑或是記者來訪讓她有些興奮。對長期身居郊野、以寫作為生的桑德拉來說，與偶爾的來訪者進行漫無邊際的閑聊，大概是難得的喘息時刻。每一種猜測都能編織出一個不同的故事，大家卻總是興奮地選擇更具有道德意味的那個：桑德拉是在與女記者調情。很多時候，道德與色情都需要公開表演才有意義，它們其實是一種狀态的兩種修辭。所以，在庭審現場，大家都會死死咬住道德事件，以掩飾内心對色情表演的無限向往。隻是道德與色情都需要通過禁忌來凸顯身姿，而禁忌需要攫取隐私來獲取養分，最終隐私被迫抛頭露面來配合道德與色情的盛大巡演。就這樣，桑德拉的原生家庭、人生意外、性取向、私生活以及薩穆埃爾的抑郁症都被翻檢出來供大家反複品鑒。“無中生有”本是作家所擅長的，而“撲風捉影”恰恰可以形容現實世界普通人彪悍的叙事能力。

于是，以“謀殺”為名，成長創傷、飛來橫禍、雙性戀、出軌、疾病等隐私被編織成一出充滿戲劇性的都市傳奇。所以，新聞媒體在評論此事何以如此引人注目時說到：“一個作家殺死了她的丈夫，遠比一個老師自殺要吸引人。”每一項不便公開讨論的隐私都意味着難言的不堪，無論是單獨一種還是多種的疊加，都并不必然導緻鮮血淋漓。但是大衆乏味卻蠻橫的想象力卻喜食這樣的人血饅頭。他們在現實世界裡苟且、無能，卻樂于咀嚼别人的傷痛和不幸，他們并不是要在别人的不幸中獲得道德驗證，而是要在他人的傷痛中攫取色情想象。

據說是法律是被大衆賦權的，所以不妨把庭審也視為大衆叙事的一部份。或者說，以法律為名尋求正義和真相，就是一種叙事。正是公訴人（檢察官）首先認為那份采訪錄音是勾引的證據，并随後曝光了桑德拉的雙性戀身份。所有在場的人包括我、女記者、小主人在内，都是第一次得知這件事情。雙性戀這種“不潔”的性取向必然會導緻出軌這種“不倫”的行為，進而引發家庭矛盾并使丈夫罹患抑郁症，當事态激化到一定程度，“激情殺人”便水到渠成。公訴人本是莊嚴的司法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但他成功地将法庭變成劇場并導演了一出庸俗的大衆叙事。這一切看上去合情合理，畢竟大多數時候，一個社會的大衆叙事想象力及其道德取向通常都是由男性主導的。公訴人侃侃而談的時候，大概還撇了一眼法官身後牆壁上懸挂的壁毯。那是一幅古典主義風格的畫像，正義女神頭戴羽盔，左手執劍，右手持盾，從天而降，面無表情地注視着法庭上發生的一切。

很多時候，裝飾僅僅隻是裝飾。那些象征、寓言的起源和演變本來就很可疑。正義女神（Lady Justice）名叫朱斯提提亞（Justitia），是古羅馬人發明的諸多神祇之一，最初的形象是一手執利劍，一手拿天秤，意為，懲罰罪惡，實現公平、正義。在形象演變的過程中，那把利劍有時會變成權杖，天秤有時也會被書籍或别的可以将法律具象化的物品代替。根據類似的設定所制作的雕像至今還樹立一些廣場上或法庭外。據說，正義女神的初始設定為“處女”，寓意公平、正義是“純潔”的、未受“玷污”的，我想，這裡一定寄托了古羅馬男人極其高尚的情思。後來又有人把正義女神的雙眼蒙上了一層布，仿佛是要為正義和公平增添一些情趣。有解釋說，這是諷刺她對世間罪惡視而不見；也有人說，這表明她對人間一切一視同仁，不會受到财富、權力和身份的影響。無論如何，正義女神多了一件飾品，意義自然要由别人賦予，她自己決定不了。她甚至決定不了自己是否能穿着衣服。

在桑德拉的老家，德國文藝複興時期大師老盧卡斯·克拉納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1472-1553）就畫過正義女神的裸體像。很多人早就習慣了古希臘、羅馬風格的健美而神性的裸體雕塑。文藝複興時期的宗教場所亦布滿那種根據宗教、神話主題演繹的裸體圖像，壯美坦蕩。隻是文藝複興時期的宗教性與世俗性之間的分裂，如同正義的承諾與實踐之間的反差那般天懸地隔。老盧卡斯·克拉納赫為馬丁·路德及其家庭畫過一系列肖像畫，其在1529年所繪的路德肖像（Martin Luther，1529）更是為成為此後曆史文獻展示路德形象的重要來源之一。出于收藏等商業目标，老盧卡斯·克拉納赫還繪制過裸體的正義女神畫像（Justitia, 1537）：棕色頭發被紅色的發飾包裹，飾帶、項鍊環繞于頸部和胸前，很顯然這些飾物隻與财富、地位相關；宗教場合中那種神性、肅穆的表情和輪廓完全被寫實的描摹取代，可能更接近某位宮廷少婦或富家千金真實的樣子。如果不是右上角有畫作題名“GERECHTIKAEIT”（德語，意為“正義”）提醒，這位右手執劍、左手持天秤、站立着的正面全裸少女隻會讓人聯想到，這或許隻是某個奢靡、浮華的宮廷裝扮遊戲。其實，我還挺想看到馬丁·路德的正面全裸像的。老盧卡斯·克拉納赫完全有這個能力，畢竟他是畫過耶稣和亞當裸體的大師。或許從正義女神被男性發明的那天起，就注定進入了一場換裝遊戲。正義的抽象承諾亘古不變，而有關正義的想象、叙事和實踐卻在随時賦形賦義，正如正義女神的容貌、身體、服飾可被任意修改、增删。

如果有一天，正義女神被剝去的衣服被重新披上，那一定不是規則改變了，隻可能是遊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2002年1月份的某一天，走進美國司法部大樓參加新聞發布會的記者，發現立在二樓大廳的那對金光閃閃的銅像已被厚厚的藍色幕布遮擋了起來。那對雕像本就是大樓設計的一部分，在大樓被正式投入使用之前（1934年），他們就已經被安放在那裡了。這對雕像是桑德拉的另一位老鄉徳裔美國藝術家卡爾·保羅·耶内韋因（C. Paul Jennewein，1890-1978）的作品。這組有着強烈的裝飾派藝術風格的作品，由兩具高達4.5米的裸體雕像構成：左邊，女性托舉雙手，斜披羅馬長袍，袒露右胸，按照設計師的解釋，這象征司法的精神；右邊，男性高舉左手，右手握住一束箭，長袍斜搭在大腿上遮住了生殖器，寓意司法的尊嚴；兩人側身相對，共同構成了這個名為《司法的精神和尊嚴》（The Spirit of Justice and The Majesty of Justice，1933）的作品。作為一組現代藝術品，它在審美上是否平庸其實并不重要，這并不影響它作為司法體系的象征物而莊重地存在着。直到21世紀的第二個年頭開始，時任美國司法部長約翰·戴維·阿什克羅夫特（John David Ashcroft，1942—）下令用幕布把它圍起來，設置幕布花費了大約8000美元，而這組作品在1930年代的造價為7275美元。阿什克羅夫特的理由是，每當他在大廳舉行新聞發布會時，在電視播報或新聞攝影的畫面中，那隻裸露的乳房總是極其醒目地懸于其頭頂之上，而他是個虔誠的基督徒。要知道，聖母的乳房一直高于耶稣的頭顱，而正義女神的身體卻在一直在挑逗男性基督徒的尊嚴。所以，司法必須鎮壓色情。盡管三年後，新任司法部長阿爾韋托·岡薩雷斯（Alberto Gonzales，1955—）撤銷了圍擋，正義的精神和尊嚴早就飄散，司法實踐的色情想象覆蓋着女神的身體和乳房，揮之不去。

三、

未完成的訪談已經讓桑德拉聲名狼藉，但是已經完成的訪談和小說可能會更緻命。桑德拉出版過三部小說，也接受過很多次采訪。她很清楚，作為一個操縱文字的人，她無法操縱文字被理解的方式。唯獨未曾想到，有一天，她的小說和那些訪談會在危難之際成為她罪該萬死的證據。當然，按照量子力學的理論，在某個魔幻的平行世界裡，這或許是常态。

在那些采訪中，桑德拉談到了她與父母的緊張關系并因此從德國移居法國，也提及了她兒子的不幸……她曾說：“我的工作就是掩蓋痕迹，從而讓虛構摧毀現實。”這種表達其實已是老生常談：無非是談論現實與虛構之間複雜的鏡像關系，并同時強調了寫作是一種自我拯救、自我療愈的方式。

當案件成為輿論焦點時，媒體重新引用了這段話，并添加了一些說明：“人們對薩穆埃爾·馬萊斯基案感到興奮的原因是——它似乎來源于她的一本書——讓人覺得她已經把它寫在書裡，連同關于他死亡的猜測，他死亡的方式。沃耶特（桑德拉的姓）陰沉的個性，她似乎過多呈現的不道德的欺騙性的特質……一切都像是在看她的書一樣。”在這樣的說明中，現實與虛構之間界限被明目張膽地拆除，作品的美學氣質與作家的品行直接挂鈎，彷佛桑德拉在用小說記錄自己的罪行，而她的訪談能夠證明這一切。這一切都是因為桑德拉在小說裡寫到了親情、創傷以及死亡和謀殺，似乎呼應了她的訪談。

相對于人的肉體和情感在現實世界、真實處境中的肉搏和裸奔，虛構是要重新想象某種秩序、設計某種關系、調試适當的距離。依托這種想象性調整，人才得以獲得某種脆弱的保護，從而獲得片刻的安全感。所以說，虛構在本質上就是關于真實世界的話語幻象。人需要在與現實扭曲、遮掩乃至背離的謊言關系中，營造一個為所欲為的小世界，即“掩蓋痕迹”；如此方能躲避、緩沖、抗拒現實世界真相真實簡單、粗暴地單向塑造，所謂“虛構毀滅現實”。

當桑德拉開始講述自己的寫作與自身經曆的關系時，她其實已經進入虛構。在采訪中講述自己的經曆其實是在一系列修辭的參與下，把肉身和情感的碎片從淩亂、殘暴的現實中清理出來從而拼貼成一個看似完整、類似真實的個體。可以說，桑德拉通過訪談發明了一個類桑德拉。與其說，桑德拉是想通過這種方式來解釋自己的寫作，倒不如說，他想通過這個虛構的桑德拉來宣示虛構世界的主權和立法者。桑德拉們很清楚，公開發表文字本質上就是六神無主的群氓，随時可以被召喚成任何樣子。因此，她們在内心極度渴望上帝或暴君的降臨，來牢牢掌控那個脆弱的虛構世界。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作為虛構的訪談恰恰模仿了統治現實世界的邏輯和規則，從而讓現實入侵虛構有了借口和途徑。作家訪談跟作品理解、作家的真實自我到底有多少關系其實一直是個謎，姿态各異的表達終究是要建構理想自我的形象以及牢牢掌控對作品理解。用話語去牽制話語，讓虛構去控制虛構，就像用冰塊築成的大壩去阻擋洪水，人類在虛無的漩渦中樂此不疲。

在庭審現場公訴人理直氣壯地宣稱：“她的第一本書寫的是她母親的死，第二本是她與父親的分歧，第三本是她兒子的意外……她的書是庭審的一部份。她的生活就在書裡，特别是她的感情。”于是，一群司法人員開始在法庭上因小說而唇槍舌戰。公訴人甚至朗誦了一段桑德拉小說中的心理描寫，以證明她早就在自己的小說中預演了殺人的手法。而辯護人則反唇相譏，斯蒂芬·金是否為連環殺手，她的妻子是否以可疑的方式死去？這個世界确實潦草而恐怖，法律像是随時可以緻命的文字遊戲。很顯然，是現實輕易而蠻橫地摧毀了虛構，而不是相反。

盡管主審法官一遍遍地提醒要關注事實，然而“事實”這個詞彙本身就代表着蠻橫的叙事邏輯。它不承認現實的雜亂和多種面相，它追求的是用單一的語言和邏輯所塑造的權威叙事，唯一，排他，不容置疑。正是因為它簡單易操作，才能被現實領域的各種叙事所模仿。所以，一方面，現實的藤蔓在纏繞、糾纏與蔓延，另一方面，叙事的鋼筋水泥在熱火朝天地澆灌、覆蓋和塗抹。放眼望去，整個世界處處皆是爛尾樓。

四、

這一切與薩穆埃爾生前最後一段錄音曝光有關。在死亡前的六個月裡，他一直在用錄音設備記錄生活，為重新開始寫作收集材料。這段錄音記錄了他與桑德拉的一次争吵，确切地說，是他此生與桑德拉的倒數第二次争吵。第二天，他便墜亡了。這段錄音充滿了薩穆埃爾的種種不滿：他抱怨為家庭付出了太多的精力，耽誤了自己的工作；他指責桑德拉出軌，給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傷害；他控訴桑德拉剽竊了自己的創意，從而被迫中斷自己的寫作……家庭、情感和職業彼此牽扯、相互消耗，大部分家庭矛盾都不過如此。所以，桑德拉和薩穆埃爾的沖突聽上并不比其他家庭更為嚴重。但是薩穆埃爾死了，所以，當這段以器物破碎、肉身撞擊等聲音作為結尾的錄音被當庭播放時，暴力和陰謀便成了叙事的前提。

盡管此前桑德拉并不知道這次争吵被錄音了，她還是耐心地對法官解釋了那些聲音：她摔碎了杯子，還扇了薩穆埃爾一記耳光；薩穆埃爾則摔碎了相框，并通過抽打自己和捶打牆壁來洩憤。大多數家庭争吵到達情緒頂點時會出現的“暴力”場景，亦不過如此。可是誰會真的在乎呢？在嘈雜的錄音中，有些人隻聽到了一個男人的憤怒和絕望，卻聽不見一個女人的歎息和容忍；有人會把女人的反抗視為失控和歇斯底裡，卻把男人的粗暴和失态理解成為尊嚴而搏。所以，有些聲音注定要被過濾，女人的辯解本就是影響叙事的噪音。于是，一份被男人偷偷錄下的争吵也注定成了刻畫女人蕩婦形象的底本，就連她的寫作和訪談都成了勾勒她陰暗心理的證據。想來确實諷刺，法律可以遏制行動上的暴力，卻難以撲滅人類内心施暴的欲望。于是，叙事就成了替代品，讓叙事對象接受語言的淩遲，在有些人看來便是正義。

一次争吵不能定義一段關系，但是隐私領域一旦向公衆敞開，片段就代表了全部事實。正如統治現實領域的那種霸權原則總是能從虛構領域裡掃描出現實的碎片，進而把整個虛構領域都納入監控。現實與虛構的區别，隐私與公共的藩籬，人為設置的邊界亦可以被人為輕輕抹除，這取決于叙事者的身份及其援引的權力，比如公平，比如正義，比如人民的名義或者法力無邊的利維坦。

人類熱衷偷窺，管中窺豹會不會以偏概全不重要，但是豹紋可以編織出豐富的想象才是重點。在公共領域談論隐私，如同在道德領域批判色情，正義、安全而又快感奔騰。當公衆被鼓勵公開偷窺、評價别人的隐私時，一定是因為這個世界有着更大的笑話需要掩蓋。或者說，任何一個普通人的隐私都有掩蓋社會結構醜聞的潛質，這完全取決于正義叙事的角度和強度。倘若把桑德拉和薩穆埃爾的角色互換一下，正義叙事也不會偏向桑德拉，因為社會結構中的荒漠一直在等待特定的人被發配過來。可以想象，如果桑德拉是那個喋喋不休抱怨生活中諸多不滿的人，那一定價值觀出現了扭曲：既沒有履行好家庭主婦這個角色，也沒能以更包容的胸懷看到，在一個由事業成功的男人所支撐的家庭中，那些與男性相關的缺陷其實瑕不掩瑜。

庭審中，薩穆埃爾的隐私抑郁症被不斷被提及，同情的潮水鋪天蓋地，心理咨詢師、調查員、公訴人不斷從外部來尋找壓力根源：關于兒子的不幸遭遇，他承受了過多的愧疚；桑德拉的出軌，加重他的病情；她盤剝了他的創意，中斷了他重振職業的可能，那可能是他的最後的救命稻草……那如果是桑德拉罹患了抑郁症呢？那大概率是因為她多愁善感、狹隘自私的女性氣質所導緻的。可以想象，同情的聲調微弱而有限：可以理解，但本不該如此。庭審也曾讨論過薩穆埃爾因抑郁症而自殺的可能性。毫無意外，桑德拉隻能是薩穆埃爾緻病的主要根源，她必須是那個罪大惡極的隐形施害者。倘若桑德拉自殺了呢？嗯，可惜了，但薩穆埃爾是個好丈夫……可見，薩穆埃爾的抑郁症必須是外源性的，而桑德拉的抑郁症隻能是内生性的，因為，抑郁症也是有性别的。

面對這一切，桑德拉的辯護律師說：“桑德拉·沃耶特錯就錯在，她在她丈夫跌倒的地方成功了。”其實桑德拉是慘敗，為了自證清白，她被迫掏空自己前半生的所有隐私，供公衆細細品鑒，像是一隻無助的海參為了逃命而抛棄了一些内髒乃至整個消化系統。桑德拉的一切——她的成功，她清醒的自我認知，她的獨立和堅韌的自我保護——都在違背社會結構所期待的正義叙事。所以，她的職業、家庭和情感必定處處布滿道德污點。道德監獄早就人滿為患，社會性斜視依然炯炯有神。這一切使得那句辯護如同被掏空的海參，僅僅隻是空洞的口号。也正是因為正義叙事始終在用性别、道德、隐私來獻祭社會結構，才使得那些常識輕浮得像是泡沫，随時破滅，随時消失，不會留下一點痕迹。

五、

他們不斷談論着薩穆埃爾，想象、推斷着他生前種種行為和心理，但隻有我和桑德拉曾看見過薩穆埃爾最接近死亡的樣子和時刻。在薩穆埃爾死前六個月的某個清晨，桑德拉發現他躺在地闆上，周圍全是嘔吐物，她以為情緒糟糕的薩穆埃爾前一天夜裡又酗酒了。直到她在垃圾桶裡發現一些已經空了的鋁塑闆，她才意識到那些嘔吐物其實是未完全溶解的阿斯匹林。很顯然，薩穆埃爾在酒後服用了大量的阿斯匹林，他想殺死自己。此時距薩穆埃爾停止服用抗抑郁藥物已經大約一個月。薩穆埃爾醒來後不願多談，桑德拉也就并未多問。他們也因此失去了一次溝通的機會。

那天晚些時候，薩穆埃爾帶着我去看醫院。我誤食了薩穆埃爾的嘔吐物，躺在車後座奄奄一息。丹尼爾也在車上，但他并不知道夜裡發生了什麼，也不看清我的樣子，隻是聞到了我身上殘留的怪異氣味。路上，薩穆埃爾聊起了必然會降臨的疾病和死亡，丹尼爾瞪着灰蒙蒙的眼睛若有所思，他認為薩穆埃爾可能是在談論我。直到在法庭上，他得知自己的父親曾經自殺未遂後，他才意識到那天薩穆埃爾其實在談論自己。

庭審時，薩穆埃爾的心理咨詢師提到，他給薩穆埃爾使用的是艾司西酞普蘭（Escitalopram），每天的劑量是20mg。我不确定在座的人包括桑德拉在内，是否清楚這句話的含義。艾司西酞普蘭是治療中度和重度抑郁症的藥物，成人劑量的最高上限就是每天20mg。在薩穆埃爾決定停藥之前，他一直維持着這個劑量，而且主動停藥本來就是一種危險的舉動。倘若桑德拉對這些事情足夠了解，即便是兩人關系日漸疏遠，她大概也不會對薩穆埃爾的糟糕狀态聽之任之。

當丹尼爾決定驗證自己被激活的記憶時，厄運卻再次降臨在我身上。那晚，他在我的晚飯裡拌進了十片阿斯匹林。丹尼爾當然知道這會導緻我呼吸困難、腎髒衰竭乃至死亡。我在夜裡開始嘔吐，而丹尼爾終于能夠确認這氣味與那天他在車上聞到的是一緻的：是的，他的母親沒有說謊，而他的父親确實曾經決心赴死。丹尼爾曾因為觸覺記憶和聽覺記憶更改過證詞，那麼他的嗅覺記憶就可靠嗎？是記憶重現，還是有傾向性的記憶重構？我能确定的就是，我在桑德拉的記憶裡死過一次，又在在丹尼爾的記憶裡死過第二次。

他後來把這一切都告訴了主審法官。我不知道丹尼爾的證詞最終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桑德拉最後被宣布無罪。畢竟“疑罪從無”，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桑德拉實施了謀殺。當然也可以說，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桑德拉沒有殺人。我本沒有那麼刻薄，但在丹尼爾把我救回之後，我對人類已經沒什麼興趣了。盡管為了履行職責，我依然會拖着病恹恹的身體陪着他四處走動，但我很難确定自己還有足夠的力氣能夠提醒他四周潛在的危險。

六、

被宣布無罪後的當天深夜，桑德拉回到了家。我不想再描述她們母子和解的場景。後來，她躺在了客廳的沙發上，而我出于被馴化的本能跑過去偎依在了她身旁。那一幕一定會讓很多人感到撫慰。可是誰來撫慰我呢？

在這個故事裡，大概沒有多少人注意到我始終在場，更不要說種族、性别和身份了。我是導盲犬，也是撫慰犬，按照人類的定義也可以被統稱為“功能犬”。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對人類來說隻是一種功能。功能意味着使用價值，但不代表擁有生命自主權。人類社會大部分時候亦如此，以彼此為功能或手段，而非他們自诩的人是目的。所以，薩穆埃爾和丹尼爾對我的兩次拯救，可能就是在修複一種功能，而非挽救生命。挽救我也能減少财産損失。畢竟，功能犬的培訓成本和商業價值都很高，對于一個陷入财務危機的家庭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大概會有少數人注意到我的種族，認為我是一隻邊牧。坦率地說，智商較高、情緒穩定、精力充沛、服從性強等優點無非是人類出于自身利益而長期馴化的結果，并沒有奇特之處。與功能犬的馴化過程相似，人類通常也會這樣強制訓練自己的同類。倘若觀察得更仔細點，便會發現我有一雙湛藍色的眼睛并透露着一絲絲愚鈍和迷茫的神情。這說明我的身體裡或許還流淌着哈士奇的血脈，這提醒我也許應該重新奔跑于荒原或曠野，而不是留在這裡忍受人類的荒謬與虛僞。

我的名字隻在丹尼爾的口中出現過幾次，特别是在我中毒倒地之後。大概是口音的問題，我的名字聽上去像是Snoopy，讓人覺得這大概來自那個著名的美國卡通形象，一隻雄性的米格魯犬。他的黑白花色确實與我有些相似，這讓我一直以為這個名字代表着主人們對我的偏愛。後來，才發現是我自作多情了。

還記得那段讓訪談被迫中斷的音樂嗎？事後，我才意識到，它不僅引發了一場撲朔迷離的血案，而且還為整個故事定下了基調。美國嘻哈音樂代表人物50 Cent在2003年發表了一張專輯Get Rich or Die Tryin'（可譯為《要麼搞錢，要麼去死》），其中有首歌叫P.I.M.P.（pimp是“皮條客”的意思），裡面充斥着直白、粗俗的“厭女”表達。盡管這首歌自發表之日起，便被視為物化、貶低女性的典型反面教材，但是依然被廣泛傳播并衍生出很多改編版本。人類的惡趣味在此可見一斑。薩穆埃爾播放的是經過改編、無歌詞的器樂演奏版，這種刻意、精準的冒犯，隻能是叙事造物主的精妙設計。其實在同一張專輯裡，還收錄了這首歌的Remix版本。2009年，50 Cent把根據這個版本拍攝的MTV上傳到他在YouTube上的個人頻道上，16年間播放量超過了7.4億次。這個版本由50 Cent與其他三位嘻哈歌手共同演繹，其中有位歌手叫Snoop Dogg，是美國嘻哈音樂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他喜歡用big pimp作為自己的藝術形象标簽之一。盡管在美國嘻哈文化中，pimp很多時候并不實指某種不正當的職業，更多表達的是對财富、權力、地位的膜拜和掌控，但是對女性污名化卻一直其固有的底色。

所以，我的名字其實是Snoop，是卑劣的男性形象的一部份——當我躺在嘔吐物之中的時候，就是一條肮髒的公狗。命名和叙事一樣，都是一種不容違抗的權力，我隻能順從地執行功能、履行職責。至于是誰給我起了這個名字，已經不重要了。

最後我還想補充一些很多人不太了解的信息：我們功能犬在正式上崗之前，通常都已經被實施過絕育手術，因為那樣可以保證我們情緒更加穩定；薩穆埃爾服用的艾司西酞普蘭雖然在整體效果上要優于帕羅西汀（Paroxetine）、舍曲林（Sertraline）、氟西汀（Fluoxetine）等同類型抗抑郁藥物，但副作用都一樣，皆會導緻男性性功能障礙。(原刊于《文藝争鳴》202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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