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对这《制服》印象不深，很多年前应该看过一大半，对故事依稀有个印象。重新回顾这两部电影的动机，来自 2023 年看到的一则新闻：山东临沂郯城，一名公务员在理发店理发时出示证件威胁店主。事情第二天就登报，迅速成了头条新闻。看到那条新闻让我第一时间想起刁亦男的《制服》：一个窘迫的裁缝小建，过着受轻视甚至欺辱的日子，却在机缘巧合下拿到一件真正的警服，从而过了一段被当回事的角色扮演的生活。比起讽刺某些无形的东西，比如身份或者制度，这部气质文艺的处女作更多是雕刻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群体的生活和爱情的辛酸。
如果说《百万英镑》写的是金钱如何制造信用，那么《制服》写的就是权力符号如何制造信用。《百万英镑》里，Henry凭一张不属于自己的百万英镑钞票，突然被整个社会高看一眼；《制服》里，男主小建凭一身不属于自己的警服，第一次体会到自己也可以在街上让别人让路、闭嘴、赔笑。它俩之间的共同点不仅是表面的底层人弄巧翻身，而是先认符号，再认人的故事社会背景的现实。谁手里握着那件足够有说服力的东西，谁就先被当成“真的”。《百万英镑》里那东西是大额钞票；《制服》里那东西是遗留的警察制服。
《百万英镑》讲故事年代的资本社会通用底色。《制服》比《百万英镑》有更深的本土的社会特色。它写的不只是对金钱谄媚和普遍人的势利，而是同层切割。同为底层之间，一件制服，就把人的身份划分开：真正的底层百姓，和权力金字塔中处在真实底层的基层、一线公职人员。王小建类人物和许多基层、一线公职人员，未必在物质和阶层上有别，粒度粗一点，他们都同属一个稍大单明确的层级。可一件制服就足以把他们切成两个世界的人。前者为生计奔波，若是难做的活计，要起早贪黑地做；后者只要还在组织面前“像个样子”、能够稍微behave一点，全家温饱的生活就有基本保障。这里差别不是具体金钱，而是有没有被制度承认、有没有被组织托底。这个意义上，《制服》写出了同为底层人之间那种纵向切割：底层内部本身也早就被权力秩序重新分层。这个裂缝充斥着社会生活的各种日常，但最荒诞处就像一种cyberpunk的经典情景。这就是我看到新闻第一个想到这部电影的原因。这则新闻就体现出这道电影影射到的社会底层间裂缝最宽最深的样子。郯城的公务员亮证吓唬理发店老板让我感到非常契合我上面描述的cyberpunk感觉：在极其低微、日常琐碎的生活空间里，某些极低的权力象征甚至可以抽象成一种可随身调用的身份“接口”用来直接影响现实。简直是荒诞至极（一个公职人员非工作外出执法期间随身带着工作身份证件，这里臆想一下如果这个公职人员是理发前特意携带证件，则使这则故事更加抽象和荒诞）。
《假如我是真的》的剧本把这件事写得更不文艺更直接。主角小璋本来只是一个下放农场的知青，因为被误认、也因为自己后来顺势假扮成首长的好大儿，立即就被各路人马众星捧月。这里起作用的不再是简单直接的代表低阶权力的制服，而是背景和关系威慑。大家讨好的不是李小璋这个人，而是他身后被想象出来的权力网络。说它有果戈里《钦差大臣》的味道没毛病，因为它也在写一整个社会怎样围着一场身份误认自我暴露出丑。重温的时候发现片中有很多对文革历史背景的常识错误，后来才意识到是tw拍的，也被归类到伤痕片里面去了。
《制服》和《假如我是真的》可以说是大陆版《百万英镑》。《制服》对应的是制度化的相对低微的控制权力及象征的身份，后者对应的是关系化的神秘的相对更高阶的权力。在某种社会语境里，资本不是最硬的东西，真正能让人瞬间翻身、让别人立刻改口改脸色的，常常是权力的外观和身份的误认。钱在资本社会重要，而在另一种社会的语境里，没有正确运作的金钱更像是赌场欢乐豆，有时渴望翻身、想要交换兑现却无明路。
《百万英镑》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Henry Adams的信用，并不来自别人真正了解他，而是来自别人对那张百万英镑钞票的想象。一旦这张钞票不再稳定地附着在他身上，见过它的人和没见过它的人都可能开始起疑，疑虑再扩散，就会迅速转成质疑，甚至被欺骗的恐慌。这其实已经触碰到现代社会里信用的一个核心：信用首先不是关于人的真相，而是关于他所携带的、足以被他人相信的符号。一旦符号失效，人就会从高处立刻坠回原形。王小建如此，李小璋也是如此。
可以说这三部作品都有在讽刺社会势利，其实它们都有涉及一个问题：一个人究竟要靠什么，才能被所处社会当成真正的“人”？文艺的《制服》与讽刺的《假如我是真的》的作品地位，就是大陆的《百万英镑》 。制度和权力化了的《百万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