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對這《制服》印象不深，很多年前應該看過一大半，對故事依稀有個印象。重新回顧這兩部電影的動機，來自 2023 年看到的一則新聞：山東臨沂郯城，一名公務員在理發店理發時出示證件威脅店主。事情第二天就登報，迅速成了頭條新聞。看到那條新聞讓我第一時間想起刁亦男的《制服》：一個窘迫的裁縫小建，過着受輕視甚至欺辱的日子，卻在機緣巧合下拿到一件真正的警服，從而過了一段被當回事的角色扮演的生活。比起諷刺某些無形的東西，比如身份或者制度，這部氣質文藝的處女作更多是雕刻那個特定時代的特定群體的生活和愛情的辛酸。
如果說《百萬英鎊》寫的是金錢如何制造信用，那麼《制服》寫的就是權力符号如何制造信用。《百萬英鎊》裡，Henry憑一張不屬于自己的百萬英鎊鈔票，突然被整個社會高看一眼；《制服》裡，男主小建憑一身不屬于自己的警服，第一次體會到自己也可以在街上讓别人讓路、閉嘴、賠笑。它倆之間的共同點不僅是表面的底層人弄巧翻身，而是先認符号，再認人的故事社會背景的現實。誰手裡握着那件足夠有說服力的東西，誰就先被當成“真的”。《百萬英鎊》裡那東西是大額鈔票；《制服》裡那東西是遺留的警察制服。
《百萬英鎊》講故事年代的資本社會通用底色。《制服》比《百萬英鎊》有更深的本土的社會特色。它寫的不隻是對金錢谄媚和普遍人的勢利，而是同層切割。同為底層之間，一件制服，就把人的身份劃分開：真正的底層百姓，和權力金字塔中處在真實底層的基層、一線公職人員。王小建類人物和許多基層、一線公職人員，未必在物質和階層上有别，粒度粗一點，他們都同屬一個稍大單明确的層級。可一件制服就足以把他們切成兩個世界的人。前者為生計奔波，若是難做的活計，要起早貪黑地做；後者隻要還在組織面前“像個樣子”、能夠稍微behave一點，全家溫飽的生活就有基本保障。這裡差别不是具體金錢，而是有沒有被制度承認、有沒有被組織托底。這個意義上，《制服》寫出了同為底層人之間那種縱向切割：底層内部本身也早就被權力秩序重新分層。這個裂縫充斥着社會生活的各種日常，但最荒誕處就像一種cyberpunk的經典情景。這就是我看到新聞第一個想到這部電影的原因。這則新聞就體現出這道電影影射到的社會底層間裂縫最寬最深的樣子。郯城的公務員亮證吓唬理發店老闆讓我感到非常契合我上面描述的cyberpunk感覺：在極其低微、日常瑣碎的生活空間裡，某些極低的權力象征甚至可以抽象成一種可随身調用的身份“接口”用來直接影響現實。簡直是荒誕至極（一個公職人員非工作外出執法期間随身帶着工作身份證件，這裡臆想一下如果這個公職人員是理發前特意攜帶證件，則使這則故事更加抽象和荒誕）。
《假如我是真的》的劇本把這件事寫得更不文藝更直接。主角小璋本來隻是一個下放農場的知青，因為被誤認、也因為自己後來順勢假扮成首長的好大兒，立即就被各路人馬衆星捧月。這裡起作用的不再是簡單直接的代表低階權力的制服，而是背景和關系威懾。大家讨好的不是李小璋這個人，而是他身後被想象出來的權力網絡。說它有果戈裡《欽差大臣》的味道沒毛病，因為它也在寫一整個社會怎樣圍着一場身份誤認自我暴露出醜。重溫的時候發現片中有很多對文革曆史背景的常識錯誤，後來才意識到是tw拍的，也被歸類到傷痕片裡面去了。
《制服》和《假如我是真的》可以說是大陸版《百萬英鎊》。《制服》對應的是制度化的相對低微的控制權力及象征的身份，後者對應的是關系化的神秘的相對更高階的權力。在某種社會語境裡，資本不是最硬的東西，真正能讓人瞬間翻身、讓别人立刻改口改臉色的，常常是權力的外觀和身份的誤認。錢在資本社會重要，而在另一種社會的語境裡，沒有正确運作的金錢更像是賭場歡樂豆，有時渴望翻身、想要交換兌現卻無明路。
《百萬英鎊》裡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Henry Adams的信用，并不來自别人真正了解他，而是來自别人對那張百萬英鎊鈔票的想象。一旦這張鈔票不再穩定地附着在他身上，見過它的人和沒見過它的人都可能開始起疑，疑慮再擴散，就會迅速轉成質疑，甚至被欺騙的恐慌。這其實已經觸碰到現代社會裡信用的一個核心：信用首先不是關于人的真相，而是關于他所攜帶的、足以被他人相信的符号。一旦符号失效，人就會從高處立刻墜回原形。王小建如此，李小璋也是如此。
可以說這三部作品都有在諷刺社會勢利，其實它們都有涉及一個問題：一個人究竟要靠什麼，才能被所處社會當成真正的“人”？文藝的《制服》與諷刺的《假如我是真的》的作品地位，就是大陸的《百萬英鎊》 。制度和權力化了的《百萬英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