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色电影与侦探故事的外壳,本质如同Anna的自白,带血的迪士尼电影,因此是政治的。故事其实有点“难看”,因为它从本质上就在质疑语言、叙事与虚构的合理性,就像酒吧里的对话,同时无意义而又有意义的事物是否会存在,整部电影都像是围绕这个命题的essay film,而在这里语言和政治成为同构的:保持沉默与言说是一致的,政治上的冷漠同行动是一致的,而左派还可能如何行动?

戈达尔在电影语法上的跳跃性似乎就是在尝试这样一种“无意义而有有意义”的写作,动机与情节时常松散而缺乏逻辑,并不似黑色电影一般扣人心弦,而同时影像的类“达达主义”的拼贴又无时无刻不在传达一种激进的政治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又并非达达主义式式的无意义)。Paula对于Richard的寻找也因此跳出了传统黑色电影的框架,每次提到Richard的名字时,都会有战斗机、电话铃各种莫名奇妙的声音的干扰,而最终Richard的死因也是一个谜,就像它一开始仿佛就是一次虚构,也像是Paula第一次谋杀的时候所说:在此刻,虚构战胜了现实。

与此同时影像与语言的关系也是总是紧张的、对峙的,片中一段对话大意说,狄更斯、梅尔维尔、哈米特(搜了一下这位是美国“冷硬派”推理小说作者)比当今那些能探测真实的视听手段更好,它和结尾那句“poetry is the truth”是相同的隐喻,既是虚构战胜了真实,同时又仿佛是戈达尔企图挑战的部分。就像电影中“言语”—小说、诗歌、Paula的念白,一次次入侵了影像构建的连续自然的现实,与此同时,影像也产生一种反作用力,它们并不完全受言语的制约,而是在聚合之后产生了超越语言的意义,例如影片最开始Paula的谋杀,尽管她与Typhus先生的对话提供了基础的语境,但Paula上一刻在问是挑蓝色还是白色的高跟鞋好看,下一秒她就用高跟鞋杀死了Typhus。镜头在如此短暂的瞬间呈现的这一行动,没有由语言所过渡,如此惊愕与突然,它甚至缺乏任何理性的根据—观众是否会相信高跟鞋对头部的撞击足以杀死一个人呢?但影像的存在使得事实已经先于合理性,血迹已经在那里了,它被看见了,而不是被说出,不是被经由思考得出的,然而观众已然被带入了虚构之中,而无法拒绝电影对我们的谋杀。

(Again,短评写着超字数了,片中还有太多的细节和隐喻,比如Anna身后的海报背后的名字Jean Jaurès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家,提倡一种改良的马克思主义,1914年被刺杀,包括谈话中也提及肯尼迪被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