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认真从头到尾重看了一遍《英雄》，想起了四年前写下的下面的文字。整体的认知方向上，我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可能心态上没有那么大的攻击性了。直接原因可能是年初的《秩序的理 由》，但更深层的是《透明与障碍》，关于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之类的思考。张艺谋曾接受采访说，他认为“集体主义”在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个非常重要的词，这意味我下面所说的论断是准确 的。据说张艺谋所以要拍英雄是看到《卧虎藏龙》的成功，而我认为《刺客聂隐娘》绝对有针对张艺谋《英雄》在世界电影市场的成功。因此，四年前我主要对比的是后两者之间关于“不杀 ”争论。文字略有改动（删除了一些词语错误）：我并非是一个武侠迷，只是几年前看过《刺客聂隐娘》后，又回忆起《英雄》。对《英雄》的反对声、批判，据我有限的了解，不少集中于 它是歌颂某种制度的。我还是几年前的想法，我认为这种看法无助于思考（或者说是一种肤浅的思考，修改于2025.7.25），无助于把对事物的理解向前更推一步，且不论是否有向前推进的必 要。先问是什么的问题。如果大侠意味着一种高级的人类理想，一种心怀天下苍生的人格，那么《英雄》里最大的侠，按照导演、编剧的设置，就是秦王。其次是“邂逅”秦王后的残剑，最 后，才是听了故事“心悦诚服”（指对秦王德行的认同）的无名。这里的侠是天下的统一，是统一带来的和平，侠的最高境界“不杀”与和平在统一天下中达成一致，因为只有这样，牺牲少 数个体的性命，天下的苍生在统一获得幸福。而为了这伟大的目标，侠必须是政治性的，是需要一些暴力的“杀”来实现的。而《刺客聂隐娘》中作为刺客的她，却多次违背她职业的要求， 在人伦关系的影响下，展示出她的“仁”：任务是必须的，职业有其正当性，但却无法泯灭心中作为人的情感与善良——这可能也是人伦和“仁”得以可能的前提。聂隐娘的侠是社会性的， 是人伦式的，它试图摆脱政治的及其职业的规范和要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侠到底应该是一种包含政治性的精神，还是一种社会式（基于血缘、人伦）的表达。《英雄》明显持有的是 前一种思路。但有趣的是，这种政治式的英雄，却是现代性的，从《英雄》的主题中，我们能够从中体验到的是现代政治得以建立的根基——这和张艺谋所追随的集体主义具有同一个根基， 也许并非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征（同样，我也不认为《卧虎藏龙》在说一种传统的精神）。《英雄》作为国际大片，以中国的元素和颜色，拍一步外国能看懂的政治生活图景。在这个意义上 ，作为对比，《聂隐娘》所描绘的相对而言可能更具有中国传统精人伦精神的侠客形象。如果说唯有乱世才出侠客，那么显然，《英雄》的侠客展现出的是一个现代国家的面貌——一个霍布 斯式的问题，侠客应当无法避免被收编的命运，侠的最高境界是天下统一的政治理想。而《聂隐娘》中，侠则意味着对政治及其身份的一种距离和规避，侠的精神在人得以成为人的社会和人 伦情感中。侠的存在既是在世的，又是脱离于世的。当然，也许真的存在一种积极入世的侠，一种希望通过政治实现理想的侠，但那一定是以消灭自身为代价的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