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一場戲都要振聾發聩，那我們也許真的會變成聾子。（by 羅伯特·麥基，《故事》）
《震耳欲聾》在我看來同樣是一部優缺點都非常明顯的電影。本片是導演的院線長片首作，但對于光影的運用展現出了與其經驗不匹配的成熟；而劇本是一項明顯的短闆，甚至和鏡頭語言形成了一定的反諷。
電影有一個貫穿全片的色彩處理，就是不斷塑造“黃—藍”的冷暖對比。黃色作為暖色，在電影中是“人性的溫暖”“正義的希望”的象征；而藍色在影片中被處理得極冷，用于表現電影世界中對公平正義漠不關心的一面，抑或是墜入谷底的靈魂黑夜。李琪在法庭上上價值的時候，總會有太陽光透過窗戶照進來，電影畫面包裹在暖流一般的橙黃色之中；而李律師在街頭和張小蕊大倒苦水以及勸解輕生的劉阿姨的時候，我們能看到深藍色占據了畫面的絕對主體地位。而影片超越上述“編導101”的地方在于，冷暖對比的共現、變體和流轉。
有幾個場景冷色和暖色共處在一個空間之内。比如說開頭馬料巷的“居民樓律所”，導演就用冷色和暖色的差異來區隔空間營造縱深感；警察來電，李律師去給張小蕊解圍那一場的警察局同樣是冷暖對撞的場域，李琪站在窗邊，路燈照進來橘黃色，而那個臉被抓傷的倒黴路人站在檔案櫃旁邊，他周圍是一片冷色，色彩的對比劃分出不同角色的立場。老馬把小賣部抵押出去之後住的地下室，冷暖色共處于一個空間之内，營造出立體的空間感同時，也象征着李琪此時的心境。李琪此前經曆了和自己合夥人鬧掰、和青年法律工作者對談的雙重落差感，已經産生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懷疑，其内心的矛盾和掙紮外化為白熾燈下的冷色區域，與坐在暖光裡的老馬——他童年時幫助過他的鄰居、也是他本應幫助的對象——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具象化了角色的負罪感。這樣在同一個空間内的冷暖對比還運用在人物塑造上，比如金老闆所在的空間——他“古色古香”的辦公室甚至是殘障兒童的福利院——基本上都是前景暖、後景冷，通過鏡頭語言生動傳達了角色的虛僞。
盡管在調色上有同質化的嫌疑（黃都一般黃，藍都一般藍），但影片依然給了暖色使用的補充“土豪金”，它和啟航金融如影随形。房地産騙局剛剛展現給觀衆的時候，以外景為主，此時占主導的還是太陽光；而在“表彰大會”上場景轉為内景，金光閃閃格外紮眼，喻示這些聾人走入了騙子的場域之中，身陷迷局難以自拔。前文提到的金老闆的辦公室，雖然有木制家具和書畫來營造一種典雅的氛圍，但裡面的暖色的調色故意做得很“土”，讓騙子的精心包裝也包不住财迷心竅的肮髒内在。土豪金的“土”也是對觀衆提醒，騙子的許諾外表迷人，但一文不值。
導演在時間軸上對冷暖變化的處理也值得玩味。比如李琪讓張小蕊賣慘幫她化解危機之後，路上紅燈變綠燈，兩人關系破冰。之後李律找張小蕊倒苦水、撫摸貓咪、得知劉阿姨準備自殺這三場戲，從一開始大面積的冷色；張小蕊出手搭救後江邊談心，以大橋的燈光為主要光源，雖然能夠照亮的區域有限，背景裡仍然是大面積的陰影，觀衆仍能感覺到李律師自我反省時流露的真情實感；而二人在得知劉阿姨準備自殺之後大橋燈光驟然熄滅，影調也無縫銜接到小區樓下陰暗到令人絕望的場景。爆炸後衆人的狼狽與金老闆遊艇大撒币蒙太奇，一邊是混亂的人群、午夜藍的現場和步履蹒跚的李律師，另一邊是狂舞的人群、非常disco的甲闆和興奮的金老闆，拉滿落差感的同時也宣告了壞人的階段性勝利。
調度最複雜、也是最令觀衆印象深刻的一場戲，就是李琪和小湯矛盾激化的一段僞長鏡頭。沖突不斷升級的同時，導演在光影上也做了動态的處理。小湯遞交辭職信的地方是剪彩儀式的現場，這裡空間相對開闊，打光也比較高調，但背景的紅毯就暗示了二人在前幾場戲埋下的矛盾将要集中爆發。随後小湯離開會場，李琪追了出去，走廊的空間收窄，亮度下降（但依然有玻璃透光，相較下面的場景還算明亮），二人矛盾激化，并在等電梯的時候徹底攤牌。電梯間門口一般會有一小塊和走廊連接的相對獨立的空間，導演充分利用過渡空間正反兩拍：先是攝影機背光，演員側面面光，而盟友的攻擊“張小蕊的助學金也是啟航基金給的”讓鏡頭轉向面光，此時人物隻有剪影。進入電梯間内部這一狹窄逼仄的、無自然光源的空間（電梯的頂光和木闆上的紅字強化了不安的氛圍），則象征矛盾進一步激化——由原來“論點上的反駁”轉為“道德上的叩問”，最終升級到關于價值觀的辯論，徹底分道揚镳。在這個過程中，電梯一路從32樓降到地下2層，小湯幾次三番勸告李律師，遊走在陰冷的停車場和電梯空間之間，而李律師自始至終就沒下過電梯，也暗喻了二人此刻截然不同的社會地位：一個法考都沒過，離開律所隻能回到路邊攤背題；另一個還會坐電梯，回到社會高位，享受名利雙收的精英生活。這一段僞長鏡頭調度，從“天上”到“地下”，從“光明正大”到“暗無天日”，是全片的一大華彩段落。
綜合來看，雖然類似的鏡頭語言設計絕對不算新奇，但能夠一以貫之、從一而終，總比同檔期某些不思進取、打着院線電影之名的網大好上不少（随便不負責任地猜一下，本片拍得這麼好，是不是和本片的美術顧問王競老師有很大關系）。美學設計、鏡頭語言不躺平，也是我認為在短視頻、短劇橫行的當下，一部長片的創作者應該拿出來的态度。
遺憾的是，電影的劇本明顯沒有辦法和導演的努力相匹配，作為“一次性消耗品”尚可一看，但邏輯和技巧都經不起仔細推敲。為數不多劇作上的優點，除了在布萊克施耐德的“救貓咪節拍表”這一道題上展現出中上遊的應試能力，便數“漢語”和“手語”兩套語言的巧妙使用。聽人看不懂手語，聾人聽不見說話，李琪利用這一錯位感閃轉騰挪，并在結尾法庭上callback，聾人用自己的方式在一個為聽人設計的運行體系當中争取到了自己的權益。這樣的結尾也是很多觀衆抱着正面情緒走出放映廳的原因之一。在點映期間，0差評的口碑确實在宣傳上比較有氣勢，甚至有相對專業的影評人認為本片前四分之三有可以和《我不是藥神》媲美的振聾發聩一般的力量，但此類觀點的有效性恰恰就像影片的劇作質量一樣，你跟它靠得越近（越是審慎地審視），你對它認同越少。
整部電影最明顯的問題，就是對反派的刻畫極其羸弱，明顯到在我一刷的時候它就仿佛要跳到我臉上，逼着我認同它的失敗。電影隻立了一個靶子，那就是啟航金融的老闆金松峰，他和人物轉變前的李律師同樣逐利，其CODA的身份也和李律師一樣天然可以吸引聾人的信任，而李律師最終走向光明，金老闆因為他的無底線貪欲淪落成為階下囚。我充分理解編劇在主人公和反派之間營造對照感的良苦用心，但金老闆的設計一開始就順拐了。編劇在這裡非常取巧地（貶義）将一個功成名就的企業家和一個大型詐騙組織頭目作綁定，這樣寫可以将顯赫的社會地位和其惡毒的用心結合起來，畢竟在中國本土搞詐騙還是得回避一下聚光燈。藝術作品終歸是對現實的抽象，理應在“可能卻不可信的事務，和可信卻不可能的事務之間，選擇後者”，而影片的選擇明顯和觀衆的普遍認知産生矛盾。編劇同樣沒有交代——除了和房地産公司勾結——金老闆能走到社會上層是否僅靠詐騙所得，他的洗白路徑都有哪些，這些都是一部标榜自己是“現實主義”的電影該回答的問題。很難讓觀衆相信，一個備受社會關注的“良心金融家”會親曆親為、甚至有些光明正大地去搞詐騙。而且結尾老闆本人親自出動搞公關，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勢讓我幻視成近期的西貝和愛康國賓，公關絞盡腦汁不如老闆靈機一動，下場大家也看見了。換言之，現實中如果真的有這麼做的人，恐怕在良心律師“天降雄兵”之前就穿幫了。
在這一方面，同樣背叛“現實主義”的是，本片為了激化主角和反派之間的沖突，選擇将聚光燈過分聚焦在啟航金融和标榜律所，而忘記營造“滬江市”的城市生态。這不能僅僅用“這個故事就是發生在現實世界的”來一筆帶過，因為電影無論是依靠真實事件改編還是純虛構，都有義務對故事世界進行刻畫，成為影片道德主題的回響。具體到現實題材電影，就是為影片進行“在地化”處理，而本片恰恰是在這個最該貼地的地方變得懸浮。電影的處理，好像故事發生地免疫于公安近幾年大力推行的反詐宣傳、城市裡隻有一家NB的公司“啟航金融”，至于李琪和董主任對談時提到的“其他手語律師”則隻存在于台詞裡。
在這裡我想把話題從“反派問題”上岔開一下，聊聊電影裡除了啟航金融以外其他順拐的地方。李琪的律所能夠搬到32層的寫字樓頂層，在電影中歸因為幫助張小蕊一家赢了官司，獲得了極大的知名度。但是，光恰“流量飯”是遠遠達不到階層躍升的程度，就像最近景德鎮爆火的“雞排哥”并沒有因此搖身一變成為精英階層，編劇在這裡其實是将“名氣”和“财富”劃了極不負責任的等号，更何況在勝訴之前電影沒有半點鋪墊本案媒體的關注，這裡的“遊戲時間（Fun and Game）”節拍就很想當然了。而且這一個官司打赢了把李推到聚光燈前，其他聾人類似的遭遇卻并沒有被連帶着曝出來，是不是太小看現在的自媒體人挖熱點的能力了。再往前推，我們能發現更多薄弱之處。比如李律師去見張小晨的時候，影片的閃回采用了靜音的處理，模仿的是聾人的視角，但交代的信息僅僅是觀衆已知的信息，拙劣地營造了一個信息差。再比如到張家的小區尋找證據的時候，電影并沒有直接展示李律師找到了什麼證據，但庭審的時候突然就出現了“剛找到的視頻證據”。我在一刷的時候還以為這裡又是李律師耍的一個小聰明，二刷的時候才意識到這裡純粹就是編劇在偷懶，試圖用“剛找到”來掩蓋編劇能力不過關。不僅如此，李琪在影片後半段重新找到小湯的時候，小湯二話不說就答應了，絲毫沒有鋪墊二人如何從先前的大吵一架轉變為志同道合，這顯得前面電梯戲挖空心思設計的鏡頭語言像是精緻昂貴的笑話。
說回正題，電影在反派塑造這一方面的緻命傷，還是技巧的全面潰敗。在觀衆眼裡，金老闆看上去就像是一個大壞蛋，就差把“我是壞人”四個大字刻在自己的腦門上，但最核心的問題還是缺少一個行之有效的角色網絡，也是因此本片呈現出了生硬幹癟的正反派關系。這裡需要厘清一個概念，戲劇意義上的“主角”“反派”和現實生活中我們談的“好人”“壞人”完全不一樣，後者是基于我們自己的道德判斷進行的界定，對前者的判斷僅僅是依據角色在故事中的功能。在（類型電影）故事開始的時候，主角的生活平衡被打破，他竭力想要解決眼下的問題，因此采取了一系列行動，而阻礙主角達成目标的就是戲劇意義上的反派。反派和主角從兩個不同的方向對影片主題進行呼應，反派越精彩，故事越好看。
我們不妨對比一下本片吹捧者非常喜歡拿來碰瓷的電影《我不是藥神》的反派塑造。嚴格意義上講，“藥神”隻能算作“現實題材電影”而非“現實主義電影”，但其勝在娴熟的叙事技巧。“藥神”裡戲劇意義上的反派足足有三個：王硯輝（假藥販子）、李乃文（正版藥代理）和周一圍。該片第二幕下半場的“壞蛋逼近”節拍，是阻礙主角售賣印度藥的三股力量的合力：假藥販子拿捏男主賣藥一事敲詐勒索、正版藥代理跑到印度藥産地試圖掐滅源頭、周一圍清理下遊售賣印度藥的組織和買家。它們和故事的主角組織成了一個約翰·特魯比《故事寫作大師班》裡的完美的四角關系，正是反派不斷對主角的行動發起挑戰，電影的故事才能如此動人；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文牧野還安排了反派人物的弧線，他們面對主角賣藥一事做出的選擇遠比通過台詞通報主旨更加深入人心。
而本片僅僅有金老闆一人作為反派（他周圍的挂件就更沒有讨論價值了），在質量（人物維度）和數量（四角關系）上都達不到同類題材的标準。刻闆的、無聊的、一眼望穿的、從一而終的壞（字面意義上的無聊，真沒啥可聊的），就是立起來讓角色打的靶子。很多觀衆吐槽影片過于套路，恐怕病根子就在過于雙重扁平的正邪對立上。編劇徹底避開了對于“功名”一詞承載的大量灰色地帶，而是選擇了“向邪惡資本家開團”這樣短平快的“僞群衆路線、真爽文爽劇”邏輯。如果波米當年對于《我不是藥神》的批評成立，那麼本片隻能是變本加厲。
電影在劇作上最嚴重的問題，相信大家在這個檔期的電影裡也經常見到，便是對于人物、台詞、音樂等要素的鋪張浪費。電影是一門節約的藝術，“少即是多”是不可被挑戰的真理，除非電影聚焦的就是某種過量狀态本身；從另一個角度說，那些鋪張浪費的東西哪怕在商業片的讨論語境下都不能稱之為藝術。但本片則反其道行之，這裡說的并不是一兩場戲的問題，而是它把這個别的電影都巴不得甩掉的毒瘤深深嵌入進劇作，成為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前面的讨論我們也不難發現，本片的劇作基礎基本上和古代建築的窗戶紙一樣薄，所以揮霍無度也可以是一種生存法則、一塊遮羞的布。我們甚至可以說，拿掉了鋪張浪費，就拿掉了本片的力量。
電影鋪張浪費的第一個表現，就是人物塑造的重複。電影在反派塑造上扣扣嗖嗖，對聾人配角的塑造也基本上就會複制粘貼。電影中所有的聾人配角，除了那個純壞的白毛和主角父親以外，都是被金老闆詐騙的可憐人，他們之間為數不多的不同，就是張小晨和張小蕊選擇反擊、吳阿姨選擇為虎作伥最終自我毀滅、其他聾人家庭選擇兩邊橫跳、而便利店的老馬被編劇便利地選擇當男主的情感按摩。編劇的寫作原則裡面有一條，“從故事前提的深處找出道德層面的難題開始，賦予你的角色以個性，接下來，試着在整個故事裡逐漸發展出道德難題的各種可能性”；而本片這些配角的最大問題，就是他們（連帶着其他配角）在道德層面沒有困難，因此無法對影片的主題産生有效回應。就算是張小蕊靠小偷小摸補貼家用，觀衆也清楚地知道她最後會站在李律師的這一邊。這樣的“聾人群像”僅僅比面目模糊好上一點，仍然是扁平的、單調的，仍然是電影中被拯救的客體而非故事的主角。
人物重複的漣漪效應也自然會蔓延到故事的選擇，既然編劇沒給自己留下什麼通向主題變奏的進路，那就隻能反刍，讓角色重複經曆之前經曆過的事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琪從“紙醉金迷”到“幡然醒悟”這幾場戲。和董主任聊天、酒醉被誇贊是“律師楷模”、和老馬吃晚飯、在街上偶遇張小蕊對她大倒苦水、試圖勸解吳阿姨——一共是連着的五場戲，僅僅服務于一個戲劇目的，就是讓李律師意識到“名利”和“正義”到底該站在哪一邊。盡管人物轉變不能是一蹴而就的，李琪的信念在第一場開頭到第五場結尾也确實發生了非常大的改變，但問題在于這五場戲都是李琪被動地接受某個理念/現實，他自己在第五場勸人下樓以外處于完全的被動，這導緻服務于同一戲劇目的的橋段并不構成因果，因此是冗餘的、重複的、浪費的。尤其是這樣的處理浪費了吳阿姨這一個很好的對照角色。吳阿姨和人物轉變前的李律師一樣，一門心思向錢看，她指望着通過投機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但吳阿姨陷得太深，拉了太多人入夥，和同樣身處歧路的李律師形成了很好的對照。但前面四場戲都服務于同一目的，且前一場就是一場強情緒的戲，導緻這一段想拉情緒但拉不起來，隻能靠“跳吓”産生的吊橋效應糊弄過關。從這裡（接下來也會講其他的遮羞手段），我們可以生動地看出角色複制粘貼對戲劇效果的破壞，其實把老馬的角色各分一點到張小蕊和吳阿姨身上，雖然治标不治本，但起碼能讓情節更加緊湊。
電影鋪張浪費第二個表現，就是把台詞“寫在角色鼻子上”，是對“展示，不要告訴”的徹底背叛。本片中的角色——就像我在《惡意》影評裡吐槽的那樣——仿佛鬼上身一般，不顧語境拼了命地要告訴世界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李琪律師作為CODA就是想要自己的聲音被所有人聽見，本是一個圍繞“聾”與“啞”的一個很棒的主題，但編劇難以抑制向觀衆炫耀自己天才構思的欲望，以至于在影片中間四十分鐘就用不同的台詞講了三遍，其中有兩遍還是吼出來的。這兩遍裡面電梯那一場戲尤其災難，盡管導演的構想有可取之處。在電梯間裡面，兩個角色像是chat-bot一樣從個人道德準則到對世界運行規則的看法沒有節制地大吵三分鐘，仿佛他們知道自己在下文再也沒有機會展露自我，便要在這一場戲強行解釋角色出廠設定。如果下文有callback那這一段雖然略長但并不算是疑問手，但編劇一方面讓李律師當複讀機，不斷重複觀衆早就知道的内心獨白，另一方面直接删除對于小湯後續的塑造，也沒有回答為什麼李律師重新找上他時他爽快地答應（一點防人之心都沒有），降格成為解釋劇情的NPC。金老闆的台詞寫得更是災難，和李律師碰面就滔滔不絕地談論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自己往自己臉上寫“壞蛋”二字；到了影片結尾，甚至直接借角色之口說出來“聾人聽不見，因此更相信自己看到的東西”這類關于信任的中心思想，而這一點全在之前李律師小火之後錄的視頻裡就已經說過了。人物的自白其實是很有力的劇作工具，可以直接承擔“主題回響”的作用，而電影中大面積難過查重的自白其實就是編劇對主題挖掘淺嘗辄止、僅停留在口号層面的體現。
不斷重複的念白，在我看來就像一台永不眠的金句生産機。在這裡我們可以再次對比《我不是藥神》。“藥神”裡面出來的金句同樣不少，但導演的處理相對克制，其中一個原因是這些金句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是觀衆的後見之明，而非影片的“自我标出”；換言之，這些台詞在影片中都有自己的劇作意義，而它們寫得足夠精幹凝練才被廣為傳播。王硯輝對徐峥的勸告“世界上隻有一種病，窮病”，其潛台詞的意涵是結尾男主“辛德勒式成聖”的反面，即“你做這些都是徒勞，不如為自己牟利”，且僅僅用一句就完成了《震耳欲聾》三場戲才完成的劇作任務；徐峥對周一圍怒吼“他就是想活命，他有什麼罪”，是對周一圍、進而是影片中情法矛盾的叩問，也促成了周一圍的人物轉變，達成雙重戲劇目的同時觀衆也能清晰看出在台詞背後徐峥飾演的角色對這一個矛盾的态度，壓根不用借角色之嘴念出來；而老奶奶對周一圍的求情則徹底讓周一圍飾演的角色破防，完成了人物的轉變；就連結尾被很多人诟病煽得太過的警車戲，在前面也做了callback，徐峥參加葬禮的時候從熾熱的凝視之中穿過，就和這一次的凝視有很大不同。
不難看出，“藥神”圍繞着賣印度藥這一主線情節做了層次豐富的道德探讨，而反觀《震耳欲聾》在同樣的考題面前就隻會1.0的煽情了。大量的金句，配合上同樣呈大水漫灌之勢的、實際上相當低效的閃回（這裡的閃回在很大意義上并不是指閃回影片主要情節以外的事情——比如說影片中多次閃回李琪童年遭遇——而是指影片就把之前發生過、甚至幾場戲之前發生過的事情再原封不動地拿出來再交代一遍）以及爛大街的煽情配樂，生怕觀衆理解不了角色這個時候在想什麼，生怕觀衆錯過了某個角色嘴裡吐出來的金句。
從我們對金句的讨論可以自然地過渡到本片隐藏得最深的問題——也是所有僞現實主義電影的通病——用形式擊垮表達。
不知道各位在看電影的時候有沒有和我一樣的疑惑，就是影片中的聾人們在電影第三幕表現得像一群牆頭草，一開始李律師向他們承諾會保證他們的安全他們就都信了，後面流氓來威脅一下，他們就又不幫忙了，難道他們之前不知道流氓的手段嗎？在結尾法庭戲，李琪用手語号召大家“做自己的英雄”，聾人們就又被感召了，他們真的不怕事後被清算嗎？電影中這個群體對男主的共情機制也很莫名其妙。讓我們回顧一下李律師是如何取得電影中聾人們的信任的。隻有影片前半段，李律師幫助張小蕊獲得調解、幫張家打赢官司這兩件實事，其他的全部流于身份政治——而且每每是男主自己提到自己的童年、自己的過去，抑或是别人回想起男主的童年，認同就達成了。尤其是結尾錯位的手語自白，男主講述自己的故事、向之前裝聾作啞道歉，随即号召大家“開團”，大家立刻熱烈響應。這裡暴露出來的問題，不僅僅是是将聾人這一群體進行去思考化且前後矛盾的處理，僅僅把他們當成推動劇情、給男主上高光的工具，很難說對他們的真實生存狀況有多大關照；而且還是它其實并沒有跳出之前金老闆利用CODA身份引導他們被騙的共情邏輯。
各位也許知道，古希臘的時候有一種思想流派叫“智者派”，也可稱為“詭辯派”。在哲學上他們信奉相對主義，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通過在古希臘的司法系統中取得勝利而獲得社會上的認可。他們中很多人穿梭于城邦之間，收費教學，且往往定價高昂。亞裡士多德就曾抱怨說，他們隻不過在傳授一些“讓糟糕的論證看起來好看的技巧”。很難說後世對他們的印象有多大程度是出于偏見，但沒有人可以否認的是這群人及其擅長修辭的藝術。而在影片中，李律師和金老闆都精于此道。李律師和金老闆的最大區别僅僅在行為的結果上，後者将你帶入火坑，前者引領你走向希望。它最大的問題在于，它是用結果為手段提供正當性的；換句話說，電影兜兜轉轉，最後在結尾的庭審現場又回到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振臂一呼（金句）。因此，我們隻能把它當作是修辭的勝利、而非正義的勝利——這是全片最深層次的順拐。李琪在影片開頭就講過，“接一個案子，名和利總要占一頭”，而影片結尾的勝利讓李律師名利雙收，從這個意義上——也歸功于編劇對于“名利”的淺薄理解——它也甚至可以象征着主角完成了360°的轉變：他最終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并在道德上自我感覺良好。從這裡開始，電影也就不是什麼“現實主義”，甚至不再是“現實題材電影”，而是和現實徹底脫節。它實際上是一個用金光閃閃的話語/口号、振聾發聩的配樂糊起來的花架子，在最表面的意義上調動觀衆的情緒，但當我們向内看去的時候，會發現裡面什麼都沒有。
...董晨宇老師在談論“為什麼‘傻子共振’是一個僞學術概念”的時候曾經提到，“我們對世界複雜性的敬畏，我們對‘金句’的警惕，正變得前所未有地重要”，而本片這樣大開大合的煽情恰恰是對現實複雜的不敬；主創的創作态度暴露出他們不想和觀衆形成對話關系，而僅僅将觀衆當作被動地等待投喂情緒的小孩。這種大家長式的創作思路恰恰和當下流行的網絡短劇高度同構。那些認為本片“很有教育意義”的觀衆不一定知道，他們隻是在分食現實的remain，隻是在贊美一具預制的空殼；那些看完電影之後哭得梨花帶雨、自以為體驗到電影藝術精髓的觀衆也未必知道，他們自己才是被現實中的“金老闆們”行騙的對象。
張小晨家裡情況有點特殊，打打感情牌沒準真的有用呢。（by小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