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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之父弗拉哈迪在拍攝其名作《北方的納努克》時多次讓主人公愛斯基摩人納努克“再現”捕獵場景。于是引發了最早的起碼是最為著名的關于紀錄片是否應該“擺拍”的争議。關于紀錄片是否應該“擺拍”、擺拍到底有沒有損傷其“真實性”的争議至今仍未能統一。需要知道的是，紀錄片并不因為其“記錄性”而比一般電影（叙事片）更加接近“真實”，相反它或許更加能騙到我們，因為它是“記錄”的——我們選擇更加相信它。所以如果暫時抛下對于其拍攝“真實”要求的心理包袱，而僅在影片的邏輯層面是否合理進行把握，也就是将紀錄片當成故事片來看，這或許能讓紀錄片暫時逃脫拍攝真實的限制而抵達更高層面的藝術真實。值得一提的是，納努克一家因為拍攝而沒有儲存夠過冬的食物，在弗拉哈迪離開後全部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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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苛責更多，這部片子是有很大程度地觸碰到當下鄉村生活的真相的。觀看的過程中我始終有兩種情緒複雜地糾纏在一起，一是因我如此地熟悉那樣的土地與人而産生的親切感。二是正因為熟悉而清楚地知道那裡可能會發生的各種苦難辛酸。就像片中失意的鄉村文化人杜深忠說的：“咱這裡的二畝貧瘠土地不養人。”它僅能提供足夠養活我們的東西，不能再苛求更多。正如那裡的婚姻不講求愛情，物質與生存是第一要務。當要渴求更多的時候隻能走出去尋找。而在鄉村裡走出去的方式大概隻有兩種：去讀書或者去城市打工。打工是“拿着人肉換豬肉。”最終還是要回到那片土地，甚至要承受難以生還的意外——片中張自軍的死亡，其足以毀掉一個家庭，這也是杜深忠不願意外出打工的最大原因。考學幾乎是唯一可行的道路。這也是杜深忠讓兒子認真讀書的原因。而後者癡迷街舞，無疑這是一個對他們來說極其奢侈的愛好。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在困境與無奈中，并沒有那麼多的選擇，這就是當下的鄉村，在夾縫苟延殘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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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片子既沒有噴它的人說的那麼爛，也沒有捧它的人說的那麼好。作為衆多叙述中的一種，它選擇了鄉村，選擇了那些生活得不那麼容易的人們，渺小無力，卻盡力活着，生命中偶有的詩意與溫情就是面對寒冬時的糧食。結尾鏡頭拉遠，依稀看到積雪遍野，覆蓋着群山坳裡的那個村落，它正代表着千千萬萬的土地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