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喬的異想世界》是一部兒童視角下的戰争電影，或者也可以看作是戰争背景下的成長電影。飽和度極高的色彩和規整的構圖讓我一開始以為導演是韋斯安德森，像《月升王國》和《布達佩斯大飯店》的孿生。對于從兒童視角和個體創痛角度來處理戰争題材的電影，影史上已經有《美麗人生》《穿條紋睡衣的男孩》和《蘇菲的抉擇》等優秀作品。與前述幾部電影不同的是，這部電影将作為背景的殘酷的戰争形勢作為一個遙遠的背景，在情節中弱化處理掉了，換句話說，我們在這部電影中看不到戰争給角色身上打下的鮮明烙印。在《美麗人生》當中，我們看到主角圭多和兒子在集中營玩遊戲，我們看得出圭多想刻意呈現的輕松，但我們知道他的心裡是絕望的，以旁觀者來看，他是歇斯底裡的、分裂的。在《蘇菲的抉擇》中，蘇菲作為一個在集中營中被逼着從自己的骨肉中選擇一個去送死的母親，即使她已經逃出來了，她依然無法承受這巨大的傷痛帶給她的精神折磨，所以她是神經質的、極度脆弱的。在這部電影中，導演似乎刻意地自始至終與兒童保持平視的視角來拍攝與設計，所有殘酷的現實被隐去，我們看得到它的衣角——在斯嘉麗·約翰遜扮演的喬喬的母親唯一一次假扮成喬喬的父親對他失控發怒的時候，在母親最終在廣場上殉道的時候。然而，甫一靠近，導演就又移開鏡頭，仿佛拒絕對其進行一種深情的凝視或深刻的反思。
電影中以戰争中的遠離戰争中心的德國某城市以及同樣處于意識形态的“神經末梢”的喬喬和他的朋友尤克的兒童們來表現在二戰中作為“施害者”整體符号的德意志民族内部的分化。除了迷茫的兒童，還有終日渾渾噩噩的德國軍官、以喬喬母親為代表的反對納粹黨人的地下黨，這些角色和意向，都試圖在說明，德意志民族内部不是鐵闆一塊，底層的民衆在還不明白發生了什麼的時候，就已經成為了曆史罪人。在影片的結尾，同盟國的軍隊一進駐城市，就開始不分好壞地将所有德國人集中起來掃射，這一“施害者”與“受害者”角色的迅速置換和安排也似乎是對上述刻闆印象的一個諷刺。與（站在德國普通民衆立場）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電影中對猶太人單薄與蒼白的刻畫以及輕易安排的和解。電影之中作為猶太人代表的藏在喬喬家裡直到戰争結束、幸運地存活下來的的猶太女孩艾莎，她在電影中的形象如精靈一般，不斷引導着尚未見過任何一個猶太人便對整個猶太民族充滿想象中的仇恨的喬喬，使他把對整個猶太民族的成見、猜疑與仇視轉化為對一個猶太女孩的了解、信任與愛慕。在影片的結尾，這個猶太女孩在關于戰争結果上被喬喬欺騙了一陣之後，轉而輕易原諒了他—要知道，她的家人、未婚夫都已經死于納粹黨之手。在電影的結尾，她甚至替代喬喬亡母，像姐姐和母親一樣，與喬喬繼續相依生存——他們甚至在大街上馬上跳起了舞。
喬喬的成長與他對猶太女孩的互相接納同步。這個和解來的過于輕易，也過于獨特與個體化，讓我在觀影過程中自始至終感覺到一種微妙的不适。誠然，戰争隻要一開始，就是人類的災難，施害者和受害者隻是兩個名稱，受到煎熬的是一個個戰争中的生靈，尤其以喬喬這樣的兒童為代表，他的父親、母親都被這場戰争吞噬，連同他正常的童年。但是，就像他的朋友尤克說的那樣：“我好像總是死不了！”這類電影看似可以舉重若輕，仿如在老套的戰争電影之下開辟了另類呈現形式，實則很容易劍走偏鋒，對于導演有着很大的考驗。諸如一戰、二戰等人類曆史上真實發生過的浩劫，就像一把達摩克裡斯之劍，提供着巨大的曆史和藝術資源的同時，也不斷考驗着人的價值立場。阿多諾曾經振聾發聩地提醒人們—“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永遠要站在弱者的角度思考，這個原則不能僭越。反戰題材的嚴肅性和電影的詩學表達之間的張力，決定了這類題材的難度。
作為戰争電影，它新穎有噱頭（包括對于他想象中的朋友希特勒的設定），但不夠深刻。作為成長電影，它又仿佛浪費無法将戰争背景下的兒童成長和普通的兒童成長鮮明地區分開來。情節可以進行精巧的設計，但是如果導演的價值導向一旦有一些微妙的偏差，就會使得觀衆體會到不安。電影結束之後，喬喬的生活才剛剛開始，我們可以想象，戰争會像一場重疾之後的後遺症，在他人生的各個方面留下烙印。仿佛為了給喬喬以及觀衆一些寬慰，電影的結尾，導演用了裡爾克的一句詩送給我們。這句詩再度引起了我對這部電影所持立場的不适，以及回想起阿多諾的警告。原本用作寬慰之語的詩，我也抄錄這裡作為提醒：
Let everythinghappen to you
Beauty and terror
Just keep going
No feeling is final
-Rainer Maria Ril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