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達爾不僅僅是個‘推到神像的人’，他更是電影這座宮殿的蓄意破壞者。”——蘇珊·桑塔格
無需再去強調《芳名卡門》在叙事上的獨特性，戈達爾的電影叙事不斷轉變，那才是需要強調的事實。這就是一部戈達爾的電影——聽起來像是十足的廢話，但這正是重申《芳名卡門》的關鍵。戈達爾短暫地出現在了幾場戲裡，扮演了一個神經兮兮的時代質疑者——主動要求一直住在精神病院裡。他的外甥女，名叫卡門，向他借用海邊的房子，用作搶劫後的避難所。
“卡門”是在西方世界與朱麗葉、羅密歐一樣有名的名字。這個名字的背後，是一個多情而放蕩的女性，最終死在男友的匕首下。這個形象出自法國作曲家比才的歌劇《卡門》，改編自梅裡美的同名小說，多次被搬上銀幕。戈達爾在“卡門”(Carmen)之前加上“芳名”(First Name)，作為影片的名字，玩的仍然是他一貫的把戲——對語言意義的重構和思考。所以，他并不是要再拍一次比才或梅裡美的卡門，而是回到“卡門”尚未被定義的時期，呈現她如何戀愛，如何行動，如何思考。影片開頭，大海的空鏡頭中，傳出了女人的聲音：
“我是那個不應名叫卡門的女孩。”
...戈達爾在采訪中如此解釋《芳名卡門》的意義：“當我們生活在一個受修辭學統治的時代，一個由電影邏輯化語言所主導的時代，作為一個忠誠的電影人，我希望電影展示出事物尚未被語言和符号統治的狀态，表現還沒有被爸爸媽媽命名的新生兒，表現我自己，表現我還沒有被叫做讓·呂克時的樣子，表現大海、自由，表現它們還沒有被稱為大海、自由的時期。”
歸根結底，戈達爾想要做的，是要向觀衆展現那個還沒有被命名叫‘芳名’的女人的聲音。
從一開始，戈達爾就不是要改編《卡門》，而是要推翻《卡門》所賦予的“卡門”的意義。誠然，《芳名卡門》的結局仍然是卡門因為搖擺不定的感情而被男友殺死，但這一次她始終活在對自我的定義和徘徊中。這種特性導緻她的行為和感情充滿不确定性，而這種不确定性恰恰讓她成為控制者。隻有掌握了控制權，才能對自我進行定義。
戈達爾的電影從來不缺少愛情和死亡，這是他從第一部作品起就開始關注的主題。不過，他的愛情與死亡，必然與社會、政治、語言、意義、自由和控制密切相關。因此，他總是在提醒觀衆：人生如符号一般，總是被外部世界所施加的控制。
在《芳名卡門》中，卡門的故事裡，插入了大量大海的空鏡頭和音樂演奏的段落，同時還伴随着許多無關緊要、模棱兩可的聲音。它們的存在，與卡門的人生并無直接關系，但戈達爾使用大量蒙太奇，重夠了它們的關系。這種關系正是語言、空間和思考作用下的結果，并不是直接與我們有關聯的事物才會影響我們的思想。
就像片中的卡門，表面上要控制自己的人生，實際上卻總是被命運牽着走，甚至連綁架行動都沒有周到的計劃，而是模仿好萊塢電影裡的情節，她對感情的态度同樣如此：大膽、随性。
...戈達爾在談及《芳名卡門》時，曾強調要“展示出事物尚未被語言和名字所統治的狀态”。這句話指向了他長期以來的藝術追求：讓電影不再隻是叙事的載體，而是成為對語言本身的一次抵抗。然而，這種設想從一開始便帶有悖論性。電影作為一種符号系統，必然依賴語言、圖像與聲音的邏輯來構成。所謂“未被命名的狀态”隻能通過命名來呈現，因此這始終是一個無法徹底完成的任務。戈達爾的策略，并非真正逃離語言，而是在語言體系内部制造裂縫，使其暴露與解體。在《芳名卡門》中，他選擇将比才與梅裡美筆下的卡門作為對象，不是為了再現，而是為了推翻。
影片的特殊之處在于，它并沒有直接拒絕叙事，而是通過插入性的影像與聲音不斷打斷叙事邏輯。大海的空鏡、冗長的音樂、卡門自我宣告的台詞，都在削弱故事的連貫性，迫使觀衆意識到電影并非透明的再現，而是一種自我表演的語言。德勒茲在《時間——影像》中指出：戈達爾的作品通過“斷裂的影像鍊條”打破了感知與行動的因果邏輯，從而創造出“思維的影像”。在這一意義上，《芳名卡門》并不僅僅是關于愛情與死亡的故事，而是對影像如何生成思考、如何揭示語言權力機制的一次實踐。
...戈達爾的創作因此始終處在“解體”與“重構”的張力中。一方面，《芳名卡門》顯然是在拆解電影語言，使之失效；另一方面，它又利用這些碎片重建意義。正因如此，影片在理解上往往顯得艱澀，它要求觀衆意識到，電影語言從來不是中立的媒介，而是一種持續運作的意識形态機器。戈達爾的嘗試，便是通過不斷暴露語言的運作邏輯，迫使觀衆重新審視電影、符号的建構，最終走向現實、走向真理，如同走向羅德島的玫瑰。
謹以本篇表達對作品的思考，以及對戈達爾逝世三周年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