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中的柏林是一座分裂的城市，天使從上方俯瞰世界，目睹了人類的分裂與沖突。這種分裂反映了社會整體對和解的渴望，同時象征了人類精神的二元性：超然的理性與深沉的情感之間的張力。
頻繁出現孤獨的個體：街頭的行人、老詩人、馬戲團的演員。Damiel能夠聽到這些孤獨者的思緒但無法真正介入，社會群像的孤獨性如此普遍，以至于存在主義對“異化”的持續關注，薩特和加缪認為這種孤獨是可以重新理解自我的契機。
...Damiel的超然俯視類似于意識形态沖突中的旁觀者，無法感知冷暖、味覺、觸覺，卻能夠“知道”一切，這種永恒是無窮的，但這種無窮缺因為缺乏具體體驗而空洞，梅洛龐蒂的現象學也認為經驗不僅能夠理解世界，更能形成自我意識，這種意識是無數個先驗叠代的結果。Damiel所以選擇成為人類，不僅是對永恒的理念是否高于瞬間的感官世界的強烈質疑，更是文德斯對柏拉圖式的終極真理的反對，希望情感能夠作為超越絕對理性的意義源泉。
電影的形式符号表達，把黑白與彩色分别代表超然世界以及人類的具體生活，天使在觀念性思考中旁觀生活，這多少與我們現實中扮演“天使”的旁觀者們類似，我們是否是“天使”？伯格曼在《秋日奏鳴曲》中探讨了在思辨外積極的參與感官經驗以及落地生活的價值。超人并非絕對的旁觀者，而是深度參與生命并超越其局限性的人，永恒視角似乎賦予他們對世界的全知，但這種全知是靜止的，缺乏變化和動态生成。有限性本身可能是永恒的體現。人類通過感知時間的流逝創造意義，而意義本身是一種“永恒”。這讓我們反思：無限的時間是否等同于無限的意義？
...同時，克爾凱郭爾的人生三個階段是對片中個體的抽象概括，比如在審美階段，人們着重感受存在，追求享樂，并且聚焦鏡頭到了青年身上，然後是倫理階段，Damiel是否是天使已然不重要，但關鍵在于，他也進入了這樣的責任困境，包括也是對觀衆的質疑，延伸到現代社會中個體與集體的關系，在目睹苦難時，将愛欲作為道德根基，超越旁觀的狀态并承擔行動的職責。最後的宗教階段，克爾凱郭爾探索人與上帝之間的關系，而片中天使的降臨可以被視為對基督教堕落神話的反轉，在傳統神話中，人類因為堕落而失去永恒，這裡的天使通過“堕落”而獲得了更深層次的意義。這種反轉暗示了一種非傳統的救贖觀。成人的那一刻也是 “神性進入世俗”的過程，聖經中則是“道成肉身”。文德斯更加關注肉體和感性經驗，而非精神救贖。
...海德格爾曾說：“詩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對存在主義的贊美可能是電影的核心，而在把這種體驗轉化到視覺維度，而不再簡單的通過形而上，認識論等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