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于和爸媽一起看了楊導的新電影《小小的我》。看楊導的電影是需要一些小小的勇氣的，你知道未來的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即将直面一種痛苦，但也清楚的知道，陣痛過後會迎來一縷曙光，一線希望，一點溫暖。一如《春夢》女性囚禁在母職和禁锢欲望間的隐痛，《春潮》那幾乎所有女性會經曆的與母親的戰争、隔閡與和解，《媽媽！》那對阿爾茲海默症和遺忘的分離的年邁體弱的恐懼、及母女間永遠嘗試着互相托舉的撫慰。今天的劉春和一樣，當我最初看到海報中易烊千玺佝偻着手指筆下寫着“劉春和”三個字，我知道，我又将看到一場伴随着悲傷的故事，内心有些恐懼去面對那樣的場面，因為我害怕是否會喚起一種同情，而這同情又恰恰直指着我心底或許我不曾洞察的慶幸和傲慢，“幸好我生來正常”，在以往的經曆中，我不曾獲知除了同情、可憐，我應該如何去看那樣一雙眼睛。理智告訴我們最大的尊重，應該是如常，而如何如常？“像對待正常人一樣對待他們吧！”就像一句廣告，很多人都知道，所以我很好奇，楊導将如何講述一個腦癱患者，一個畸零人的生活。以及這一次她将戴着怎樣的目光去望向這個正常人劉春和？
開篇一雙腳正艱難的向上攀爬着，這是整部電影的第一個鏡頭，也是劉春和始終在努力向上生活的證明，而艱難的抵達天台後，卻又用筆在紙上艱難的寫下“遺囑”二字。一個掙紮在生死間的孤獨的生命。也是他過去二十年來所經曆的全部生活寫照。他沒有朋友，因為沒有微信，二十歲的孩子還戴着小天才手表，更像是一個時間被滞後的證明，在這些他隻能慢慢前行的日子裡，同齡人都奔向遠去，唯一能相依為命的是時間節奏同樣緩慢的外婆，每年生日隻有外婆的陪伴，偶爾外婆會帶上她的老年合唱團朋友為之慶祝。在他的生日餐桌上，他卻如同一個格格不入的局外人。母親不許外婆帶着他出去“瞎玩”，她希望春和複讀考就近的大學方便照顧。而春和則希望考取師範大學做老師，他希望将“苔花也能開出不輸牡丹的尊嚴”，告訴每一個他将會認識的人們，以改變将來更多的人對待那些生活有困難的人的看法。（無獨有偶，蔣勤勤老師上一部電影中吳苔花這個人物也曾用這一典故，而卻有另一番有趣的解讀，苔花妄想開成牡丹卻成空夢一場，而終于接受了成為苔花的現實，即抛棄理想自我回歸現實自我）而在這裡，劉春和為着平等、為着尊嚴，更為着建立将來有可能實現的規則。
...劉春和的母親和外婆，其實都在不同程度的把他視作正常人。母親認為他可以和正常人一樣讀書寫字考大學，但是要比同齡人更努力，她會叮囑春和做試卷、練字，要在将來試卷呈現在考官面前時與常人無異。她像每一個擔憂孩子将來面對社會生活的母親一樣，規訓養育着春和，顯得如此嚴厲，而細看家裡卻又有一絲溫暖，那是來自冰冷的家具，所有呈尖角的地方都是圓的或者被軟海綿包裹着。就像母親陳露，在她獲知兒子的病情時，不得不面對這冰冷的現實，卻又不得不接受，也想盡辦法堅持着。卻也帶着憐憫與不甘。 而外婆則不同，她相信劉春和有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的想法，她支持他做一切事情，哪怕隻能收獲異樣的眼光，她也一定是那個會驕傲的錄下視頻，快樂的含淚鼓掌支持的觀衆。外婆的愛滋養着春和，讓他有空間生長成為自己。外婆會支持春和考師範，會在收獲公交車司機歧視時站出來，會相信他能作為鼓手，帶領老年合唱團去演出。外婆無條件包容着孫兒的一切，因曾失去陪伴女兒所産生的愧疚也在其中獲得救贖。外婆清楚知道春和的身體局限，卻也信任他的能力。在此母女二人成為鏡像一般，看似都在為着春和的将來，但卻呈現相反的兩面。
...春和的痛苦還來自于一種存在焦慮，他似乎經常蜷縮在行李箱中懷抱着一具骨架安然入睡，夢裡他會擁有健康而靈活的身體，奔跑、遠行，那是他的願望，卻也是他意外痛苦的來源。在一次童年同樣的躲避時曾聽到母親想過春和真的消失。或許生活會好的多。從此，春和似乎總是隐隐的感覺到自己的“多餘”，一種讓他人背負他生命之重的愧疚，而這并不是他想要的，他生來如此，沒有選擇，所以在對峙母親那一場戲時，他有那麼多的怨恨，那麼多的痛苦，沒有人想要這樣艱難的生活，别無選擇，隻能接受，因為這是命運。我們隻能背負着這該死的命運求索，不是奮力向上攀爬，就是墜落深淵。他也嘗試過消失，尤其當喚起他作為正常男人情欲的、如同一束陽光一樣照進來的雅雅最終選擇遠離；當他曾引以為傲的工作的咖啡館似乎在将他視作營銷工具；當母親生下妹妹将自己推開；當得知求和解的糖果高血糖的母親不能吃因為會變做毒藥。他甚至吞下那“毒藥”（親手做的糖果），以求結束這多餘的生命。而醒來看見母親，也終于獲知了母親的痛苦，那來源于她自身的焦慮。春和在和母親共處時，因着太認同自己殘疾的身份，而忘記母親也是一個完整的人，她有權力獲得她自己想擁有的生命體驗。春和默默聽着，也終于接受與和解。這雖然是一場從外至内的疼痛過程，卻獲得了成長。 因此最後他也希望外婆離開這被困鎖的母職，為自己而活，帶上漂亮的絲巾，去想去的地方，過想過的生活。
...如果說“苔花活出不輸牡丹的尊嚴”是劉春和的态度，那最後在公交公司聽證會上的演講，則對應着創作者的态度，即如何構建一個溫柔的世界。那就是“木桶理論”一個木桶的容量取決于最短的那一塊木闆而非最長的那一塊，就是一個樂隊願意讓看似最孱弱的人作為鼓手帶領整個團隊的節奏，就是一個社會，将公共設施和一些既定規範以傷殘人士為标準，我們才會迎來一個更平等與和諧的社會。有趣的是，今年另一部熱議電影《好東西》也将鼓槌交給“你怎麼打女鼓手就怎麼打”的小女孩兒手裡，好似女性導演之間英雌所見略同的默契，一種改寫規則的權力交接。曾有幸與楊荔鈉導演有過一次談話，她曾提到“電影隻能提出問題。”而我欣喜的看到這一次她不僅提出了問題，也在短短130分鐘的時間裡，在觀衆與春和和外婆一起悲喜交加間，試驗性的提出方法，解決這一問題。戴錦華老師和周轶君老師有過一次精彩的對談，提出過一個觀點“女性不是性别而是一種處境”，這是一種屬于弱者的處境，是占領區的平民和解放了的黑奴，同樣，在《小小的我》中，是畸零的劉春和，是步入年邁的外婆，是被時代科技遠遠甩在後面的老年人們（老年合唱團），是健康陽光卻沒有工作的年輕人，是每一個都有一天會成為老人和病人的我們，是被社會遺忘和抛棄的人們。在科技進步的将來，在AI席卷世界的未來，在35歲在職場已然無用，在讀書和文憑依然趕不上時代進步的眼前。我們将如何安放我們人類自身？劉春和渴望成為教師，學習漢語文科，因為飽讀詩書的他深知，在最孤獨的黑夜隻有文字和詩篇能給以慰藉和力量，也隻有語言可以建立一種規則和叙事，而也隻有語言的試問和思考，而後探索人類的邊界和科技的進步，所以語言是最原初的東西。而建構未來，僅靠先進的科技隻是将我們帶去更遠，而人文關懷才能将冰冷肅穆的遠方帶來和煦的春風和溫潤的海洋。
最後非常感謝楊荔鈉導演将鏡頭對準了在角落如苔花般的畸零人，帶我們看小小的劉春和擁有的大大世界（電影的英文名為《big world》），在觀影的過程中，觀衆無數次的望向劉春和的目光一定有很多很多，如同外婆那樣是平等的溫和的。也感恩演演員們的努力，劉春和這個人物是易烊千玺在佝偻着身體用力向上生長出來的，也是一層層剝去原來的自己誕生出來的。最喜歡外婆陳素群，演員林曉傑老師，不僅溫暖了劉春和，也溫暖和治愈了每一位觀衆當然包括我。外婆似乎是每一個人的理想家人，就像《媽媽！》中的吳彥姝老師釋演的母親一樣，一種無論如何我永遠都會理解和支持你的慰藉，溫暖強大也擁有力量，多說一句，楊荔鈉導演本人的氣場也給我這樣的印象。再次在心裡給每一位主創頒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