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計劃》：科幻外殼包裝下的新自由主義溫情童話

前言

《挽救計劃》作為今年春節檔後首部破2億的影片，憑借其高超的技術畫面、優秀的小說改編、動人的人與外星人友誼情節、普通中學教師承擔拯救世界人物的逆襲叙事，獲得了較高的票房和口碑。然而，《挽救計劃》并不以硬核的科幻設定與對未來有啟示的科學寓言取勝，打着“硬科幻”的旗号行“軟科幻”之實，被稱為“過譽”的影片也不為過——拯救太陽的偉大計劃變成了人類與石頭外星人的友誼之旅，溫情感動的戲份遠大于科幻叙事的探索。縱覽2026年院線，感動溫情類電影始終能獲得票房成功（如《機器人之夢》重映獲熱烈反響，《陽光女子合唱團》打破台灣票房紀錄），角色設置規避兩性情愛（如《飛馳人生》為全男班班底打造，《我，許可》宣揚獨身生活理念合理性），這些叙事要素均體現在這部科幻電影中，折射出當下民衆的意識形态。

一. 人物設置的意識形态：Buddy Film與酷兒友誼類型崛起

本片中，外星生物不再是傳統科幻類型中絕對的異質性的他者，而是被簡化為類似微生物的“噬星體”，波江座外星人也不再是龐大的外來文明，而是落單的“蠢萌”工程師Rocky。Rocky的“無機化”生命體征消解了種族和性别的叙事效果，使得傳統的“同盟/愛情”的具有政治選擇意味的人物關系設置變成了泛化的陪伴關系，外星人從“敵對勢力”降格為友誼化的伴侶存在。

盡管影片沒有對波江座外星人的性别做明顯指稱，但通過主人公為男性和“為Rocky選擇聲音”的情節内容來看，Rocky選擇了青年化、男性化的聲音，奠定了本片Buddy Film的基調。Buddy Film作為源自70年代的好萊塢經典類型，通常以發展受阻型男性為主，在缺少異性的環境下，兩位異性戀男性沉溺于同性交往，共同對抗外部威脅建立起深層情感依賴。受當代身份政治影響，Buddy Film開始具有更多的酷兒性，具有潛在的同性暧昧傾向（如《泰迪熊》系列影片中泰迪熊通常對男主的異性友誼感到嫉妒，《機器人之夢》中機器人與小狗呈現出戀人般的依賴感），使得男性受衆在電影中對自身的男性氣質焦慮與浪漫交往焦慮得到想象性的解決。本片的男主選角瑞恩·高斯林由于之前在《愛樂之城》與《芭比》中奠定了“失意男青年”氣質，再疊加影片回溯叙事中透露的普通中學科學教師設定，消解了男性氣概，也更容易讓觀衆忽略潛藏的Buddy Film語境。

之所以Rocky規避掉了性化的聲音，與當今性别對立、保守主義回升對性别秩序的反抗式回應息息相關。保守主義在2020年代的疫情時期于全球崛起，直接推動了好萊塢的“後覺醒轉向”：主流制片廠開始回避“重度政治正确”，轉向“熱血、白人、傳統男性叙事”，以應對“go woke, go broke”的票房焦慮。Buddy Film的回暖在此語境中構成文化補償：發展受阻型角色通過同性情誼重新獲得傳統男性氣質（探險、韌性、忠誠友誼），對抗“男性危機”話語（年輕男性自殺率上升、孤獨流行病、保守派對“女性化”教育的批評）。這種趨勢從《F1》的大火可見一斑。意識形态上，此類型體現出保守主義的“反女權/反多元/反浪漫關系”叙事——男性無需通過異性戀浪漫或家庭角色證明自我，而是通過“兄弟情誼”實現英雄主義。原著小說中Grace與俄羅斯女領導斯特拉特的暧昧情節全部删除，斯特拉特也成為了一個效率至上、冷漠無情的規避浪漫情感的“性冷淡”角色。Grace與Rocky的跨物種友誼正是體現了大衆對異性戀相處規範的失望，成為男性在親密關系中孤獨感的代償。

二. 隐蔽的西方中心主義：美國科幻電影對他者建構方式的變化

盡管影片在内地飽受好評，但實際上影片的西方中心主義思想十分明顯，被人物、情節的巧妙設置給規避掉了。

自50年代以來，受冷戰叙事影響，外星人一直以“具有侵略性的他者”姿态呈現于銀幕之上，承擔民衆對于美蘇争霸、核戰争的焦慮。但自《星球大戰》、《E.T外星人》等作品出世後，出于對人類機械化的憂慮、對科學創造和平的不信任感、以及對殖民文化的反思，外星人逐漸成為可以合作的友好對象，甚至在《編号17》中，外星人也可以作為人類倫理的榜樣，對人類行為進行教化（如《編号17》通過外星母子學習關愛）。然而，在《挽救計劃》當中，外星人似乎已經脫離群體性範疇，成為可以與人類完全相互理解的平等個體。但這其實是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态下遮蔽的幻覺，實際上Rocky和Grace遠非平等的好友關系。

首先，Grace與Rocky的關系其實并不對等。在二人并未建立語言翻譯模型時，Rocky對于Grace的好奇與模仿都是單向的，人類化的（Rocky隻會效仿Grace的動作，而非反之）；在數字處理上，Rocky以“數學直覺好”為理由摒棄自己的六進制計算習慣而迎合人類的十進制；在語言學習上，由于Rocky的語言模式是同時演奏五個音符的“複雜和弦”，是隻有兩條聲帶的人類難以模仿的，于是Grace通過把Rocky的音符翻譯成英文，而Rocky通過超強記憶力把英文轉化成自己的認知，輸出的句式雖然體現出助動詞、疑問句句型等相對于英文而言缺少的語法模式，但聽起來像是漢語的習慣：句末加question相當于漢語的“嗎”，沒有助動詞而是直接加no表示直接否定，省略代詞賓語，沒有時态變化，沒有冠詞系動詞……作者在設計波江星語時去掉的東西，隻不過是英語特有的東西，而不是人類語言普遍具有的東西。這樣的語言觀體現了濃烈的西方中心主義：英語的語法特征是人類語言的默認設定，非英語的語言習慣是“外星”的。然而由于影片節奏很快，讓國人還來不及反應出其中的語言歧視，影片就進入到了溫情對話環節。

其次，Rocky的行為舉止十分插科打诨和低幼化，嚴重不符合“波江星文明頂尖操作工程師”的職業定位。Rocky在進入飛船實驗室的時候并沒有詢問規範的基本職業素養，而是兒童進入遊樂園般滿地打滾的遊樂心态；重複使用“SAD”和“AMAZE”作為疊詞，以低幼化、可愛化的方式而非正式外交辭令表示友好；而嚴謹工作立刻進入現代人熟悉的“辦公室關系”狀态，沒有過多展現磨合過程……與其說是外星生物，更像是奇幻電影中對于“探險夥伴”和“魔法寵物”的想象。段義孚在《制造寵物》中提到：寵物是一種縮小的存在，它滿足的主要是主人的虛榮和愉悅，而非生存的基本需要。由此可以看出，人類對不同物種的“愛”不是平等的，而是一種權力支配關系。縱觀人類曆史，人類對動物産生“伴侶”的情感隻能追溯到近代，對動物（也就是不同種類的生物）在早期無非是祭祀、輔助生産的用途。因此，人類遇到異質外星文明立刻建立陪伴關系是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童話，模糊化的同性情誼為遮蔽不平等的權力關系提供空間，作為科幻電影卻規避人性探讨和預測而是使用溫情化改編，是影片成功之處，也是敗筆之處。

他者焦慮的投射并沒有放在敵國或者外星文明，而是類似于無性繁殖微生物，會吞噬太陽的“噬星體”身上，實際上是把現實焦慮轉嫁到了突如其來生态危機而非外來侵略勢力上，放棄傳統災難片探尋世界性危機的人類根源的類型套路，使得末日危機得以安全地被“消費”；而“萬福瑪利亞号”的船長是中國男人姚，重要領導是俄羅斯女人Strat，這種看似國際合作、世界和平的模式依然沒有逃脫出“美國例外論”與“美國救世主原型”的窠臼。活下來的角色偏偏是無名小卒美國人Grace，而非經驗豐富的Yao與Strat；且後兩人無論如何也要仰賴Grace的幫助才能突破噬星體困境。原著中，Grace的“救世主角色”并不是“孤注一擲”的無可奈何之舉，Grace返回任務的原因是想弄清楚噬星體的構造，而好返回繼續教授小孩，實際上過于“書呆子”和理想化。影片改編為斯特拉特代表政府威權勢力強制Grace吞下催眠藥，暗中透露出影片強調個人奮鬥的自由主義政治立場；且Strat利用了Grace“沒有家人伴侶子女甚至寵物”的獨身絕境，逼迫Grace完成“挽救計劃”。這也是影片名稱Hail Mary的雙關語：這時常是美國橄榄球比賽中“孤注一擲”的代稱。這樣的角色設置其實回到了《阿甘正傳》式的勵志型角色，隻不過《阿甘正傳》想要塑造的是“處于絕境中的人物如何把握大好形勢獲得成功”的一般勵志叙事，而《挽救計劃》則要塑造“處于絕境中的人物如何在必死結局中通過自我犧牲實現自我價值”，這也與後疫情時期，美國民衆希望渺茫的社會語境相通。

三. 基督教救世主原型的世俗化：“人類式情感”的普适性

影片化用“Hail Mary，full of Grace”（聖母瑪利亞恩寵無限）的聖經用語，不僅是“萬福瑪利亞号”上唯一一位幸存船員Grace的雙關語，也是基督教耶稣基督犧牲-複活-救贖叙事的世俗改編。

坎貝爾英雄之旅早已把基督教叙事原型普世為全球通俗叙事模闆：普通世界（中學教師身份），被召喚（對其研究論文感興趣），拒絕召喚（自身論文存在錯誤），遇見導師（Strat強逼Grace上路），跨過第一道門檻（休眠艙複活），測試、盟友、敵人（與Rocky相識并挽救飛船），通往最深處洞穴（合作攻克噬星體難題），考驗與獎勵（回歸波江星号），複活并帶靈藥歸來（Rocky回到波江星模拟人類環境）——這也完全符合基督教叙事中“選中-犧牲-複活-救贖”的叙事機制。好萊塢科幻電影長期對此進行“認知陌生化”，并在《挽救計劃》中實現了一次精妙的世俗化轉向。

宗教和信仰在這部科幻電影中同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談到任務成功的幾率，Strat說：“但願上帝保佑。”當被問及是否信奉上帝時，她回答說：“總比沒有好。”Grace也并未質疑她對信仰的表述。影片的配樂也經常運用福音歌曲來反映故事的情節：在片尾字幕播放時，福音歌曲《榮耀，榮耀》（Glory, Glory）想起。主人公的名字Grace（恩典）也具有某種象征意義：“恩典”指 上帝出于其本性的愛，白白賜給罪人的無條件恩惠與拯救力量，使人藉耶稣基督獲得救贖、稱義、成聖與永生。主人公Grace即使聰慧異常也不愛慕錢權，而是無條件地愛着孩子們，并且機緣巧合肩負了可能為拯救世界而犧牲生命的重擔，這使他成為了基督的化身。《挽救計劃》也由此具有意味明顯的宗教暗示：救贖所需的并非僅僅是科學知識，更是基督般的犧牲、友愛和信仰。在臨終之時，人類的“聖母頌”（Hail Mary）指引我們回歸天主。

但實際上，本片是在利用西方普适的宗教語境再生産了新自由主義與技術樂觀主義的意識形态。首先，福音配樂的出現就佐證了影片濫用音樂烘托情緒的嫌疑；其次，新自由主義體現在：系統性危機被轉嫁給個人承擔責任（讓Grace成為計劃的實驗小白鼠），通過最小化國家幹預表達對威權勢力的批判（Strat開頭去世），普通中學教師憑借個體理性、臨時工程解謎與“孤注一擲”的個人犧牲逆轉地球命運（這也與《長安的荔枝》中理工科人才肩負家國大任的叙事邏輯相通，該作同樣票房大賣），更具意識形态性的是Grace與Rocky的跨物種友誼：Rocky的工程天賦與Grace的統籌能力形成“比較優勢”式的互補、二人通過知識交換達成市場關系裡才有的“雙赢”互惠關系；由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導緻的生态責任被外化為相對中性的“噬星體威脅”，解決路徑則強化“無需系統性變革，隻需個人英雄拯救”的幻象。影片刻意淡化原著中核爆南極的激進舉措，轉以“去政治化”的姿态服務票房，兜售“個體英雄的精神品質即救贖”的情感商品，回應後疫情與後身份政治時期保守化的大衆輿論。技術在Grace與Rocky的互助友誼中被描繪為中性工具，并把科技力量神聖化，掩蓋了嵌入資本主義邏輯的技術統治（美軍的軍事工業統治，地緣政治差異）。

新自由主義提供“個體例外”的主體位置，技術樂觀主義則為其提供“工具理性”的合法性。在巴以沖突、美意沖突加劇的升溫時刻，這樣的合家歡科幻幻想為民衆提供了化解危機的解藥，看似呼籲和平與合作，實際上這樣的神話仍然建立在美國中心的政治邏輯之下。

結語

盡管《挽救計劃》仍然是對類型無重大突破，販賣商業溫情甜水的通俗科幻片，但其強大的造夢功能依舊編織了人人平等，人人關愛的烏托邦神話，憑借大量實景拍攝與高科技CG畫面結合的拟真畫面營造出空曠凜冽的真實感宇宙，變化的IMAX畫幅增強沉浸與代入感，使得許多觀衆久違地走入影院，重新回憶“爆米花電影”的樂趣。保守主義擡頭的趨勢下，此類披着硬核外殼的溫情電影數量會逐漸增多，成為窺探當下社會風氣的獨特萬花鏡。

參考文獻

1.[美]段義孚 制造寵物：支配與感情

2.[英]凱斯·M.約翰斯頓 科幻電影導論

由于本片仍在上映，部分細節依賴個人回憶可能存在纰漏，還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