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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想把雙臂高高舉起，大聲歡呼。想喊：‘我還活着，我活得很好，萬歲！’”

某位性暴力受害幸存者A某在觀看電影《世界的主人》後這樣對BBC說道。

另一位觀衆金英書則記住了那一刻的寂靜。
她在12歲時曾遭遇親屬的性暴力，目前是一名心理咨詢師。她說，在電影院裡，獨自前來的女性觀衆們一直坐在座位上，直到片尾字幕全部結束都沒有離開。

“來看這部電影的觀衆中，一定也有‘珠仁’那樣的人。”

導演尹佳恩的新作《世界的主人》，講述了一個在童年時期經曆過性暴力的少女“珠仁”的日常生活。

尹佳恩導演在接受BBC Korean采訪時表示，在将性暴力題材拍成電影之前，她經曆了長時間的思考與猶豫。

她曾擔心這是否會再次觸碰他人的傷痛，但最終決定不再沉默。她說：“如果什麼都不說，我們隻會在各自的孤島上更加孤獨、更加痛苦。”

她在電影裡沒有再現暴力發生的瞬間，也沒有追溯事件的經過，而是展現了主角李珠仁的生活——在學校、戀愛、家庭與友情之中，動蕩與平靜并存。

影片試圖擺脫“某個事件決定一個人全部身份”的叙事方式，将重點放在“那之後的人生”。

尹佳恩導演執導的《世界的主人》在上映第七周累計觀影人次突破16萬，成為25年票房表現最突出的韓國獨立藝術電影之一
為什麼現在要講這個故事

“這是一個讓我非常不願提起、卻又無比想講述的故事。”尹佳恩導演表示，雖然自己并不是電影中的人物“珠仁”，但與她相關的經曆确實存在。

“我和朋友們有一些與‘珠仁’相似的個人經曆，不論是兒童、女性還是男性，當一個人處在社會弱勢位置時，所經曆的某種傷害與痛苦，我認為這部作品正是與這些相關的故事。”

她将這種痛苦形容為：“一種既想永遠保密、卻又希望所有人都能知道的痛苦。”

尹佳恩導演曾關注2017至2018年韓國女性主義運動以及MeToo運動的發展過程，在那段時期，圍繞性暴力的社會語言逐漸形成。在此之前和之後，他通過電影《我們的世界》（2016）和《我們的家園》（2019）持續講述女性兒童的故事。然而，随着疫情開始，她卻面臨着“必須準備第三部電影，但實際上無法拍攝”的困境。


她說，如果再次獲得拍電影的機會，“不能就這樣随便放過”

“疫情讓人感覺仿佛大家正一起走向某種終結，我有一種想要直面恐懼的沖動。也許，對我來說，凝視性暴力這一主題，就像是在鼓起勇氣面對死亡。”

與此同時，在一個不斷追問如何與尚未被完全治愈的痛苦共存的時代，她也想提出一個問題：“痛苦一定是需要被克服的嗎？”

尹佳恩導演帶着這些問題開始編寫劇本，并在24年秋天完成拍攝。25年10月，這個她長久猶豫的故事終于被帶到世人面前。

在制作過程中與現實裡的“珠仁”相遇尹佳恩導演坦言，她最害怕的是“這部電影會讓某些人再次受到傷害”

為了檢視電影的方向性，尹佳恩導演曾向韓國性暴力咨詢所尋求專業意見，并通過該機構，親自見到了那些真實經曆過“珠仁”人生的性暴力幸存者。

她坦言，自己最害怕的一點是：“會不會因為這部電影，讓某些人再次受到傷害。”然而，這種恐懼在與幸存者們的相遇中，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被化解了。

“我當時其實有些遲疑，但幸存者們卻像是在握住我的手，說‘就算會受傷也沒關系，我們一起往前走吧’。感覺是和她們手牽着手，一起完成了這部電影。”

在訪談過程中，尹佳恩導演并沒有詢問幸存者們具體的受害經曆。她更關心的是：“她們正在過着怎樣的一天。”她實際聽到的大多數故事，是關于工作、家庭、朋友、戀愛、減肥等再普通不過的日常與煩惱。随着訪談不斷深入，她發現，在這些不同的幸存者之間，“幾乎找不到任何共同點”。

“性暴力受害的範圍非常廣，幸存者的面貌也極其多樣。所以我更加确信，這樣的樣子是對的，那樣的樣子也是對的。”

她還說，“自己殘存的一點點成見被徹底擊碎了”，而這樣的經曆，也深刻影響了他在創作過程中，如何向觀衆呈現主人公這一人物。

為什麼首先看到的是“人”而不是“事件”

在談到創作方式時，尹佳恩導演表示，她選擇的是始終“站在主人公身邊”的叙事角度。

“當然，也可以一開始就設定‘主人公經曆過這樣的事情’，然後再去介紹她。但我覺得，那并不是認識一個人的合适方式。”

她希望觀衆在接觸角色時，先看到“她是誰”，而不是“她經曆了什麼”。因此，在影片的中段之前，觀衆很難明确意識到主人公曾遭遇過性暴力。

“我希望觀衆像第一次認識她一樣進入故事。随着時間推移，一點一點地了解這個女孩經曆了什麼，又是如何生活至今的——就像慢慢認識一個朋友。”

在電影中，主人公就像普通的十幾歲少女一樣，會笑、會哭、會跳舞、會任性，也會戀愛、經曆分離。

而這樣的狀态，其實與現實中的幸存者并沒有太大差别。一位在青少年時期經曆了長達6年“誘導型性暴力”（grooming）的20多歲女性幸存者B這樣說：“即使在受害的過程中，也會有快樂的時刻。當時我甚至會想：‘我這樣笑，真的可以嗎？’有時候覺得還好，有時候又突然不行了，然後又慢慢恢複——但我自己一直無法接受這樣的狀态。”

她表示，在看完這部電影後，終于能夠接受那種“既可以好好生活、去愛、去笑，同時也會毫無理由崩潰”的真實狀态。

“‘覺得還好也沒關系，不好也沒關系’——這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韓國性暴力咨詢所附屬保護機構“開放之家”的負責人趙恩熙評價說，以往以性暴力為主題的電影，多半承擔着直面慘痛現實的社會控訴功能；而《世界的主人》則“更向前邁了一步，是一部指向未來的作品”。

她解釋道，這部電影并沒有停留在“受害者人生被摧毀”的瞬間，而是把視線延伸到那之後——人如何繼續生活。

影評人闵勇俊也指出，這部作品并不會強迫觀衆産生某種情緒，也不刻意消費憤怒或憐憫，而是“讓人去凝視一個人本身的電影”。影片沒有壓縮或放大叙事沖突，而是始終保持一種距離感，因此留下的不是結論，而是問題。

當然，也有觀衆認為影片未能充分呈現當事人所經曆的慘烈現實，對此并不認同。不過，兩位專家都一緻認為，這部電影的意義不在于給出标準答案，而在于打開了一個可以對話的空間。

趙院長表示：“《世界的主人》的宗旨與目标，其實與我們咨詢所一直以來所做的工作是相通的。”她進一步說道：“某種程度上來說，一部電影所産生的影響，甚至能把我們長期推動的這些行動放大數倍。”
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下社會的一個切面

也有評價認為，《世界的主人》與當下的韓國社會形成了深刻的呼應。

趙恩熙院長将這部電影放置在韓國社會過去30多年應對性暴力問題的脈絡中來理解。她指出，從1994年《性暴力特别法》的制定、受害者保護設施的建立，到此後持續發展的公民社會運動，再到2017年的“MeToo運動”，社會用了很長時間，才逐步在公共讨論中擴展出“性暴力不是受害者的錯”這一共識。

不過她也強調，“親屬間性暴力”始終是一個難以言說的領域。由于加害者往往存在于家庭内部，許多受害者很難将其公開，因此這一議題在“MeToo”的浪潮中也相對缺席。

但她認為，這種認知正在緩慢發生變化：“如果放在幾年前，這部電影還能獲得如此廣泛的共鳴與關注嗎？我其實是存疑的。”

與此同時，影片上映期間也恰逢相關立法的推進。本月2日，韓國國會通過修訂案，決定對未滿19歲的親屬性暴力受害者不再适用追訴時效。

不過，此次修訂僅适用于《兒童·青少年性保護法》，若要全面廢除親屬性暴力案件的追訴時效，仍需推動目前正在審議中的《性暴力犯罪處罰特例法》修正案通過。

對此，專家們普遍指出，親屬性暴力問題的核心并不在于年齡本身，而在于家庭結構内部長期存在的權力不對等。

根據全國性暴力咨詢所協議會對2022年至2024年間性暴力受害者咨詢數據的分析，近三年間，親屬性暴力受害案件共計17045起。其中，強奸及類似強奸行為占53%，強制猥亵占41%
與“珠仁們”共處

曾以手記記錄下自己長達約9年遭生父性侵經曆的金英書，将親屬性暴力形容為“一場地震”。

“對孩子來說，父母就像大地一樣的存在。但如果這片大地開始動搖，孩子為了在‘地震狀态’中活下來，隻能調動所有的能量，進入一種純粹的生存模式，勉強支撐下去。”

她也提到，在這個世界的各個角落裡，“一定存在着你尚未察覺的‘珠仁們’”。

同時她認為，社會的改變或許可以從一件看似微小的事情開始——不要輕易将幸存者的人生定義為“被毀掉的人生”。

“如果人們不再下意識地覺得‘這個孩子以後怎麼活，人生已經完了’，那麼在你身邊的‘珠仁’，或許就能更坦然地說出‘其實我經曆過這樣的事’，也更有可能向他人靠近。”

“隻要我們承認，他們的人生同樣可以和我們一起，作為一種普通的生活繼續流動——或許我們就能更從容地彼此共處。”


她所提到的“變化的可能性”，也在部分觀衆的反饋中得到了體現。

觀看《世界的主人》後的觀衆趙敏熙在接受BBC采訪時坦言：“在此之前，我看待性暴力幸存者的目光中，似乎總帶着一種‘同情’。”

“但現在我重新意識到，他們是在主動争取、或者拼盡全力争取屬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她說，“因此，我對他們懷有的是尊重與支持。”

另一位觀衆徐振元則表示：“我們需要停止那種要求受害者‘應該是什麼樣子’的隐性暴力。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承受、成長，而他人的角色，其實隻需要在一旁守望和支持，就足夠了。”

他特别提到，這部電影并不是用言語直接給予安慰，而是呈現了一種更為克制、安靜的聯結方式。

“主人公能夠一點點走向自我修複，歸根結底依靠的是她自身的力量。但在她身邊，也始終存在着那些‘不言語、卻始終陪伴的人’。”

“如果有一天，幸存者可以在一種自然的關系中說出自己的經曆，并重新站起來——如果世界能變成那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