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職高女孩的自殺，牽扯出從家庭到學校，從地方教育局到國家就業體系中存在的，無可救藥的異化問題。不得不說，韓國電影在揭露現代化進程的病理性表現方面的确優秀。

邊看邊回憶起三本書：福柯的《規訓與懲罰》、譯文紀實的《高中生窮忙族》和正在讀的《情感依附》。

福柯談到，刑罰嚴峻性的減弱，不過是将懲罰對象從肉體痛苦變為剝奪精神自由，即規訓，即把個體視為操練對象和操練工具的運作機制。而越是處于社會中下層越容易成為這種機制的犧牲品。《高中生窮忙族》展現的即是如此一個群體，和電影中的素熙一樣，第一世界的貧窮和第三世界的貧窮存在不同的質感，所以不能用“因為有智能手機所以不能說窮”來區别，而是意味着缺乏有質量的人際關系和人性資本。電影中的素熙，在她自殺以後，雙親也是很傷心，但是警察問到他們女兒的事，什麼都不知道。這種家庭内部的冷漠的和諧，也是非常典型的現代病，養育成了完成一系列功能性的事務，而非《情感依附》中談到的有效教養的傳遞。人就這樣伴随着未充分發展的人格和各種嚴重的心理沖突步入根本沒有義務愛他/她的世界，如果個體不具備卓絕的智力或性格優勢，沒有機會接觸任何一個榜樣力量，很難不被淹沒。

《下一個素熙》最為諷刺的點就在于，最關心素熙的，是那個與她從未謀面的女警，但她給予的關注原本卻是素熙的父母、老師應該給予的。回過頭看看這些成年人，他們似乎都有着這樣、那樣的身不由己，但也正是躲在體制後的每個身不由己最終成了幫兇。

讀《情感依附》時，其中有個詞組很紮眼——成年人的幸福感，作者寫一個健康的人該是要具備作為成年人的幸福感。可是，越是瘋狂要求成績的社會，巨嬰越多，很多人都處于可以工作掙錢但并不具備能照顧好自己身心能力的狀态，這實在值得好好思考一番。不管是社會總體還是個人選擇都是如此，如果進步是建立在人本主義的喪失和烏合之衆的生産之上，那并稱不得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