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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家》没有将李明奇塑造成一个脱离现实、行为偏执的“疯癫”民科。相反，他的梦想始终与现实紧密结合：

70s工人时期——研究飞行器业余爱好、发明创造成为厂先进；80s下岗开舞厅——热气球打广告、用机械装置组成运输动线；90s舞厅易主——塔顶一跃，通过飞行换救命钱。

李明奇的形象很贴近央视《我爱发明》里那些实践式“民科”，将创造力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既认可科学的专业秩序同时又打破“偏执疯癫”的刻板形象。

影片通过“生活流”+真实影像资料的穿插 连缀起大历史和小人物，经由李明奇的飞行梦，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角度进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场“集体飞行”

让我触动的另一点，并非主角一个人的英雄主义，而是周围一群人的朴素天真。

首先表现在他们对“飞”的态度上。最后李明奇的纵身一跃和安全降落之所以不显得突兀，我想很大程度是因为身边人的态度，没有尖锐的反对和阻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默认或参与了他的“飞行梦”。周围人或许会觉得李明奇“傻”，但从不会觉得他“疯”。

而这样的态度，个人看来，或许是从社会主义技术政治中生长出来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技术发展观带有很强烈的群众路线和集体主义色彩，不追求技术的前沿尖端，重在利用眼前条件、依靠劳动者的智慧和双手解决实际问题。李明奇自制飞行器的过程就体现了这样的技术观，他用钳工实践经验中习得的技术重组废旧零件、工厂边角料，在生产实践中改良、创造。当发明创造成为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民科”的行为也就天然地能够被理解甚至获得支持。

与此同时，“两弹一星”等巨大成就使得“飞天”从国家工程变成某种极具感召力的精神符号，“人定胜天”“改造自然”也不只是宏大叙事，它经由劳动实践，潜移默化地融进个体的“小叙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工人群众共享并实践着一种“改造世界”的“集体想象力”，“飞天”的图景首先需要被想象出来，然后才有可能实现。

因此，影片中李明奇的“飞天”获得了可以被理解、支持、甚至托举的基础，当然也不乏怀疑，但不管是岳父高立宽还是工友们的保留态度，大多是出自对“飞天”可行性的审视而非对“飞天”本身的质疑。“跟俄罗斯买退休火箭”这种听着离谱的事也能一呼百应、开团秒跟，另外，如果我没记错，不管是跳伞实验还是佐罗广告，李明奇的热气球上总是不止他一个人。

除此之外，从对待生活的态度也能看到这一群人的“朴素天真”。下岗、失业、疾病、时代阵痛和冷冽的大地……镜头里的东北要素拉满，即便影片里的人们历经各种伤痛、在时代大潮中浮沉，但我们依然可见摇曳不灭的生活热情。

看到高宏光丢了三根指头落下残疾这段剧情，我下意识以为这次意外一定会造成家庭的震荡甚至分裂，结果雅风一个巴掌、高立宽一句话，这事就有了了结，全家人不再纠缠于“李明奇是否有罪”的问题，而是立刻转向如何尽力补救、如何继续维系生活的切近现实。同时，高旭光绝望痛苦但最终也没有“变质黑化”，认清接受现实后选择出走另辟一片天地。

基于此，电影的矛盾与张力不再由“个人对抗全世界”的套路完成，而来源于“宏大叙事与小叙事”的深刻矛盾。

自80年代“第三次浪潮”涌入中国，我们不仅接受了科技本身的发展四路，还随之接受了一整套相关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在“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时间就是生命”的宏大叙事中，尚未从过往生命经验和价值观念中转换过来的人们，尝试用他们的方式认知、理解时代的巨变。

因此，李明奇面对电视台的采访呈现出失语的状态，他既无法表达正在遭遇的挫败和无力感，也无法描述历史的复杂面貌，唯一能做的，是用行动、用肉身来代自己发言。于是，李明奇带着生长于“过去”的精神气质，在同代人的托举下，以纵身一跃的“飞行”姿态，表达对现实的不适与反抗，最终在个人传奇的小叙事中完成与时代、与自我的和解。

用轻盈超越沉重

我很喜欢结尾飞行的部分，李明奇背着工业时代遗骸拼组成的飞行器、穿着印满市场经济象征的广告，带着延续两代人未竟的飞天梦，穿过迷雾，俯瞰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传统的英雄叙事大概会极力渲染最后一跃的不确定性、高风险和生死悬念，通过紧张的配乐和时不时冒出来的障碍物制造戏剧张力。但这部电影的“飞行”是一场开始就让你觉得一定会安全落地的飞行，轻快的音乐、略带超现实色彩的镜头语言，让整部影片的重点从“飞成功了吗”到“为什么要飞”。

电影没有让李明奇的飞行沦为彻底的悲剧或变成颠覆现实的奇迹，而是让他以“先躺着再站着”的姿态实现了一种有限度的“安全降落”。

飞行的成败不再是关注点，怎样在错综纠缠的历史中安放“旧梦”，以怎样的状态面对沉重不可撼动的现实，大概才是《飞行家》尝试回应的问题。

卡尔维诺主张作家要用一种轻盈的写作方式“逃离”沉重的现实，这并非轻浮或消解严肃，而是“将自己扬举于世界重力之上”，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世界。或许，在化“重”为“轻”的过程中，我们最终能找那个可以安放生命之沉重的“5米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