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誕生了兩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好萊塢電影《畢業生》《邦妮和克萊德》，美國電影一舉躍進“新好萊塢時代”。而這兩部電影最大的共同點，就是迷茫和反叛。20世紀60年代，電視機的普及給予了電影行業巨大沖擊。與此同時，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和法國新浪潮風生水起，越南戰争、種族民權運動高漲，嬉皮士文化盛行……“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不對傳統英雄主義叙事買賬，開始自覺尋求好萊塢電影新的解法。
本傑明這樣一個典型人物就是在如此的時代背景下被塑造的。一如夜班便利店員自帶的孤獨感，畢業生，是一個人在社會上失去身份的瞬間，也是隻身一人面對無數新規則新秩序的時刻。迷茫，彷徨，惆怅，本傑明又是如何反抗，如何在社會的鬼怪密林中找到出口？
第一反，否定虛假社交。“派對”，尤其為西方觀衆所熟悉。現代生活明确分割了私人與公共的領域，而人們卻把兩者間的大量空白留給了“派對”。人們沒日沒夜的以此填補感情上的空缺，漸漸依賴這種短平快且不用負責的私人情感聯系。
影片中的第一段長鏡頭:本傑明茫然呆坐在幽靜中，背後是一個巨大的魚缸，魚兒無聲地遊動。門被打開，燈亮了起來，父親走到本傑明的面前，問他為什麼還不下去，樓下等待着的都是看着他長大的朋友。父子倆的交談被第二次的開門聲打斷，本傑明的母親也來催促兒子下去，然後一家人共同步下了樓梯。這是電影開始後不久即出現的“派對”。伴随着本傑明的步下樓梯，我們開始進入到派對的語言中，見到了一群男男女女，衣着華麗、舉止文雅。他們熱烈地擁抱我們的主角，誇飾的熱情處處浮現。每個派對上的參與者，都是面具的主角，他們的滿面微笑是久經錘煉出的虛假。在這個重要的社交符号面前，導演刻意強化了本傑明的不适。這讓我想起了《八部半》裡著名的“空間争奪戲”（導演在酒店大堂反複被資方、制片方、演員方裹挾），同理，“名利場”“派對”所象征的社會公共生活均是醜陋虛假，是腐朽堕落的精神毒藥。
第二反，擺脫父權體制。本傑明這一角色，無疑是站在了當時社會主流價值體系的對立面。他所直面的，是完全遵循中産階級意識所打造的社會形态——男性和父權是社會和家庭的權力中心。從汽車、别墅、私人泳池到集體派對，無不被支配于這套乏味的規則之下。初出茅廬的畢業生，自然也被納入到這個結構中去。而本傑明，一拒絕的父輩提供的社會位置和既定經驗（塑膠業工作機會），二拒絕以财富、權力、消費能力作為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生活方式。
所以羅賓遜太太（反文化、性解放的象征）這個角色應運而生，以反抗父的名義渴求母親，這種禁忌的情感關系，完全偏離了社會道德準則，這也為本傑明反的高潮鋪墊。
第三反，逃離社會保守價值觀。與羅賓遜太太不愉快的結束之後，本傑明找到了自己的真愛伊琳——羅賓遜太太的女兒。而這番劇情放在當時也可謂是對觀衆價值觀包容度的挑戰。電影最後，本傑明闖進教堂搶婚的時候，新娘的親友蜂擁而上，本傑明揮舞着教堂的十字架将人群擊退，用十字架卡住大門，将阻擋他們的親友困在教堂裡，然後帶着新娘逃跑。二人再一次闖入了滿是保守價值觀注視的公交車裡，對抗世俗，短暫幸福。
而影片最後的結尾，為何稱之為偶然得來的神之一筆呢？在于它同時又完成了對舊價值的回歸。兩人沖動的瘋狂之後，再次陷入迷茫。本傑明所代表的廣大青年群體們，反，究竟為了什麼？沒有答案。與本傑明的出場方式呼應，他注定是與迷茫和彷徨難以割舍的，換句話說，本傑明注定擁有負向的人物弧光，注定走向堕落。這也向我們展示出了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浩浩蕩蕩的時代洪流中，新思想，該何去何從？
“你想要什麼？”影片開頭，本傑明的父親這樣問從名牌大學以優秀成績畢業的本傑明。“我也不知道，你難倒我了，我想要不一樣。”本傑明回答。want to be different，好像一場以60年為周期的迷茫輪回，在經濟下行之時再度重演。
我想要什麼？我扪心自問，我想要世界上所有的路都延伸到我腳下，迎接我去踩。但現實是，我一次又一次的心比天高，而自尊卻一次又一次的悄悄碎掉，到最後發現，原來連自命不凡都是一種平凡。
和本傑明一樣，我現在也找不到答案，隻有熬過這陣黑暗——我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