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三杯貓

公衆号：源桌





觀衆們經常有一種誤區，認為電影就是應該講故事的。他們将故事的複雜程度和所呈現的戲劇張力作為評判一部電影的質量的首要标準。


這就衍生出了一大批喜歡看所謂的‘“燒腦”犯罪片的觀衆。而同樣作為犯罪題材的影片，許多觀衆也給予了這部《熱帶往事》同樣的審美期待。


但講故事從來都不是電影的首要任務，這部電影也沒有将重心放在故事本身上，而是更注重對于電影語言本身的探索與運用。導演通過迷亂複雜的叙事，加重視聽語言的“濃郁”，來呈現一個潮濕悶熱，罪惡叢生的南方都市景象。這部電影的故事其實非常非常的簡單，既沒有設置太多“燒腦”的懸念，也沒有無限的劇情反轉，更沒有什麼陰謀論在暗度陳倉 ，可以說，故事本身在這部電影當中已經無關緊要了，導演更側重去呈現一個人的主觀世界，或者說是多個主觀世界拼湊起來的對于同一事件的完整描述。


比如，在電影反複還原着事件的經過當中，其中章宇飾演的盲人歌手就提供了一段主觀的回憶。在他的回憶當中，導演刻意加強了動作的聲音，用動作的聲音連接出了對于一個場景的完整叙事：走路的聲音，仍棍子的聲音，椅子被推開時與地面摩擦的聲音。配合上唯一一束強聚光燈，我們在黑暗當中模糊地看見了制造出聲音的主體。這些元素共同構成了一個盲人的感官世界，構成了在一個盲人的主觀視點裡，對于一件事情的認知。


影片采用的非線性結構正是為了構建出一種虛實錯亂的幻覺體驗。導演對于時空進行了重新的排列， 其意義并不是像主流懸疑電影那樣為了制造一個包袱，然後塑造或者揭示懸念。導演反而以一種反戲劇，反類型的方法，将時空解構成無數的碎片，又按照主角的主觀世界進行重新的組合。電影從一開始就是主人公王學明的陳述，随着景别的縮小，幾個疊化的轉場，以及王學明的自叙，影片進入了他的回憶當中。這一處的兩個技術處理在影片中被反複的使用。幾乎在每個時空交替的節點，景别都會縮小，聚焦在某一物體或者主人公身體的局部上，以此表示進入了該主體的主觀世界或者回憶當中。實際上，疊化和小景别推進的配合，在影史上經常用來表現幻覺、夢境、臆想等場景。大衛林奇的電影裡就常常出現這樣的手法，比如《藍絲絨》開頭那個僞善虛假的美國生活景象，就随着疊化與景别的推進進入到罪惡泛濫的現實，從而形成一種客觀與主觀的對照，一種真實與虛幻的對照。電影無疑因此進入了一種個人化的，主觀的回憶當中。


這樣的主觀叙述幾乎在電影裡無處不在，導演毫不吝啬地用着極大篇幅來刻畫王學明誤以為自己殺人後的體驗與内心掙紮。尤其在影片前半部分，導演刻意規避了常規的叙事路徑——即描寫警察，梁媽，以及罪犯之間的博弈。而是一直在強調王學明的行為與心理活動，或者說，他内心的善意與人性之間的博弈。


導演着重刻畫了王學明内心這種關于惡與善的自我掙紮。他不斷地找機會或者創造機會與梁媽見面，甚至保護了梁媽，替補了缺席的男性身份。而這些行為的根本動機，就在于王學明渴望着被救贖。實際上，整部影片的核心就是這樣一個關于救贖的故事，王學明的人物曆程就是一場擺脫人類本性的過程。影片中間，電視上播放了1993年著名的辯論賽中關于人性本惡還是本善進行的探讨。這成為了整部電影的點題之筆，辯手論述的“人性本惡”，就是整個影片的基調。在王學明去警察局自首的那場戲裡，導演模拟了他的主觀視角，用升格鏡頭環繞了整個警察局的人物群像，那就是一個混亂、暴力、罪惡橫行的城市面貌。而王學明，則是這個罪惡都市裡，懸而未決的存在。


實際上，他是被命運強行安置在了一個惡人的位置，也就意味着，集體無意識試圖将人性本惡的宿命，安插在他的骨子裡。所以王學明一直迷茫和探尋的，就是在宿命裡尋求自我解救的方式，尋求成就善的方式。他一直與人性之惡進行着對抗，他不斷地尋找可以和解與彌補的方式，但人間在導演的鏡頭裡是一片苦海和地獄，他始終隻能遊走在邊緣的位置上，躁動地等待着被捕，甚至他幾次三番地去打那些流氓，混混，以及地痞。我們看到王學明好像毫無理由地就參與到了這些人的打仗當中，但其實象征的是王學明對于人性之惡的反抗。那些在街頭打架鬥毆的人，正是王學明心中所抵觸的人性之惡的具象化，他通過打這些人，來尋求一種救贖，因為在那一刻，他其實象征的就是一種阻止惡行發生的正義身份，是一種善的力量。


因此，監獄就變成了一個有着“子宮”意味的場所，王學明的回憶，更像是一場對于“前生”的回顧。根據王學明的自叙，在監獄裡他感到逐漸的遺忘，逐漸的忘記自己的來處，這其實象征的是一個重獲新生的過程，或者說是孕育的過程。從客觀上來講，監獄最著名的标語就是那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所以當我們聯系起王學明的個體命運和内心掙紮就可以知道，監獄所象征的就是一個淨化人性之惡的場所。所以在影片結尾，王學明出獄，他快樂的奔跑在馬路上，奔跑在陽光裡，我們知道那是他完成自我救贖的時刻，是他戰勝人性之惡獲得解脫與人性之善的時刻。


不過這也産生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既然是一場“主觀的回憶”，那麼警察的形象是否需要那麼的清晰。如果電影能夠将警察的人物形象再處理的符号化、陌生化一些，會讓整體的表達更加完整與精彩。但無論如何，作為新人導演的處女作長片，其對于視聽語言的運用，對于氛圍的把控，對于故事的理解都是非常深刻且優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