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小看这种半戏剧化半自然主义的表演，在同期一众受过样板文艺思想改造的影视艺术家之中，只有谢晋能自如地提线操纵，在任何想要拍摄的题材里创造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这和他早年的话剧与传统戏曲的双重背景有几分联系，也和他的江东门第世家的出身颇为相关。
谢晋拍电影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即是人性本善，情感与灵魂的美好之处应该得到无条件的描写与承认。这种凛然的信念与贵妃文宣体制下的傻白甜红色艺术家所认可的人性价值有着判若云泥之分。
后者无法独立地理解善与正义，必须通过一个高高挂起的邪恶假想敌才能抽象地想象人性所能经受住的考验与可以展现出的美好。生活若是苦难的，那么苦难必须有具体的源头，且源头是可以被解决和消灭的，只有如此才能调和只讲敌我之分的价值体系中的深刻矛盾。
换句话说，有着畸形道德洁癖的红色艺术家们是无法真正理解可以独立存在的正面人类情感的。一堵知性的高墙横在他们与现实之间，对于人性的剖析与把握将不再成为可能。倘若镜头下的劳动人民幸福地眉开眼笑，那么他们会笑是因为笑是好的，可以展现群众精神风貌的，而不是因为他们无来由地高兴、因着人的本能而高兴。如若可以为高兴找到一个可以具化为事件的理由，那么他们必须要紧抓着这个事件来绞尽脑汁地描写。
在这样一种应然总是要高于实然的前提下，红色艺术家们只能千篇一律地重复创作一些木偶戏。即使旧有的遗产教化可以让他们作品的形式外衣不那么僵硬，最终演出的内容核心也仍会不可救药地泄露出自己的空洞与脆弱。宣传型文艺的本质便是如此，应然指挥实然，通过单调乏味的象征符号来驾驭骨骼足够复杂的现实和幻想叙事，得到的将只有一地鸡毛。
对于略有真材实料的艺术家来说，这样的文艺导向是灾难性的。他们要么言不由衷地创造出若干同样呆板的作品，例如老舍，要么直接撂担子不干。而谢晋能在框定的任务命题里找准自己的风格，并演绎出与宣传型文艺完全不匹配的艺术感染力，是同他那本质不受束缚的普世情怀与悲天悯人的感受能力所分不开的。
作为谢安之后，家风的熏陶使得谢晋可以脱离封建做题家们秉着读书翻身的小吏情志来更为真诚地理解所谓的圣人言与圣人训。封建做题家秉着读书翻身的心志去读圣人言和圣人训，再暗暗地结合自己自幼所生活的险恶丛林环境，自然会对古书里教导的正直情愫抱有某种很虚伪但又信以为真的理解和想法。善与正直在他们眼里往往是有条件的，且可遇不可求，需要舍弃时随时能舍弃。正是因为这些价值被当作一种需要在明面上去观察和定夺的砝码，所以刚刚翻身的封建做题家是不会对于深思和感受人性之善美之类的问题有多少兴趣的。
所以你让这种艺术家，或者是有着特性的现代文宣文艺家去搞歌颂美好的创作便只能得到一些很空洞的东西。即使到了不用去见识险恶、被保护得很好的红二红三那里，他们也不能真正痛快地唱出歌颂美好事物的赞歌。由于没有机会去真正见识人性所能经受的考验，与可以承揽起责任、做出恰如其分的抉择的榜样，那么他们对于美好情感或价值的认识也仍将停留在最为表面的一层上。
谢晋生逢动荡之时，作为某种意义上的世家贵族，从小其实是很有机会去见识不用被功利杂念、而是仅凭着门第尊严便自然做出的各种体面得当之举。经受住考验的人性样本在眼前不断掠过，与此同时也有人毫不犹豫地在他耳前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那么人性的善，或者说世界的善在他的价值认知里，应该是完全独立，不需要依附任何条件便自然而然地生长在那里的。
谢晋的片子其实很多时候并不以台词取胜，而是以细节取胜。具体到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个手势或者是某个最不引人注意的动作。这和那些依靠让演员做出夸张动作才能表达心中所想的文宣文艺家们大相径庭。因为谢晋在检阅了个人的经验后相信，这些美好的情感是无条件的，是完全自发的，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他才愿意全身心地投入理解，或者是琢磨这样一些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
真是这种发自本心的信赖给了他不少观察世界的难得的耐心，也因此，让他在自己创作里获得了缪斯丰厚的奖励，让那些即使是带着样板戏痕迹的演出也能在他手下表现得那么动人。
而文宣艺术家，很明显，从心底实际上是谈不上对这个世界有多么相信的。或者说，他们要么过于愚钝，要么是拒绝完全睁开眼睛去审视世界。因为如果这样做，且投入进去了，那么就势必会破坏红色宣传为他们所打造出的楚门的世界。没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深沉信念根植于他们的眼睛之中，自然也就无法驱使他们对这个世界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兴趣。
探索带来知识，知识带来质疑，质疑带来痛苦，能在痛苦里找准方向并且不愿意改变自己做派的，自然是牢牢地把探索与观察的眼睛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愤世嫉俗的艺术家往往是被动地观察世界，而心如止水的艺术家则是早早学会了主动去观察世界。除去对于世界的美好之物的讴歌以外，你也能从谢晋的电影中感受到控诉的力量，可不会顺带体验到因控诉而产生的不可控的愤怒和滥情，便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