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Mr. Infamous,原載于虹膜公衆号)
《風再起時》,也是許冠文電影生涯的「風再起時」。
作為「冷面笑匠」,自九十年代減産後走到這部電影,許冠文其實早就不笑,不逗了,徹底剩了一副「冷面」,也才展示出他擁有令人驚歎的角色跨度與表演層次。
他演七十年代剛成立時的廉政公署主将李子超,從直接駁斥「禮尚往來」為「禮崩樂壞」,到影片最後,面對相互勾結、袒護的貪腐利益各方,平靜但慷慨地作出一番演說,把對本土現狀的痛心疾首以及滿腹深情,融入到腔調裡的暗湧中,成了電影點睛的華彩。
可謂是,面冷,心熱。
導演翁子光在接受「後浪電影」采訪時說,那段話,重點不在于深度,在于概括性,而其實概括性本來并不需要,畢竟電影已有隐隐表達,但是許冠文的表演,沒有辦法抗拒,甚至沒有辦法評價。
許冠文是他父親的第一位偶像,在他心裡,這位演員承載着香港電影美好的回憶和想象,令人一想起就無比親切。
那親切,哪怕不在香港,也有香港,或者說本土的、原生的親切,即便之于香港以外的觀衆。
好比說他在台灣拍的電影《一路順風》,導演鐘孟宏就是他的影迷。
許冠文在片中飾演一位留在那邊二十五年的香港人,以開出租車維持生計。車子很老,就跟主人一樣,被生活與年月磨掉了光澤,那為了免遭客人嫌棄,老許就選擇夜班,大燈一照,先把破敗老态藏匿片刻,人被「騙」上車了,也不好意思下去。
是這樣的草根狀态,窘迫,困頓,比《風再起時》稍微多出的一些笑料,源自角色本身令人回想得起七八十年代升鬥市民的狡黠、計較,以及更大層面的無奈、悲戚。
整體來看,即便不是完全脫離喜劇色彩的表演,也起碼是在趨近。因此聽他講故事,就有這麼一種感覺,哪怕再淡,再輕,一字一句都會摻着玻璃渣子,讓人咽下去,連水都不帶一口。
尤其是意外見證殺戮事件後,他在車尾箱驚魂未定地跟納豆說起自己那天生日,帶妻兒嶽母去嘗心心念念的好吃的小籠包,結果車子并不好停,等到終于趕去餐館會合時,卻得到兩個女人的冷嘲熱諷,非但沒有給他打包,反而說要打車走。
「我是開計程車的嘛。」
不可置信的悲哀被豔俗的紅綠燈光晃着,有了一些怪誕的況味。聽他感謝納豆,因為這經曆讓他決定了,今天要是還活着,明天就去吃小籠包,那到電影結尾,真的出現了小籠包,而故事也停在了恍然的那一刻,老許的故事,就格外地動人、感傷起來。
他像極了每個人難免秋涼時的自己,拼死拼活,每天帶回家兩百多塊,賺不到,就再補貼上去,動作成了常規,但以為成了家,定了居,擁有的會越來越多,沒想到正好相反,可此時此地,就連失意,都不知該往哪裡失。
空空然的心境被他演繹出來,完全沒有信服度方面的問題。在許冠文後期,即現下的職業生涯裡,跳脫喜劇的表演,成就了另一種出色。
我們知道,許冠文最被認可的是喜劇,所謂「喜劇大師」,自然不是浪得虛名。隻不過他之所以能演好喜劇,也跟他的喜劇風格有關,即他走的并非特别誇張的路線,甚至如今一反搞笑常态,闆正、荒唐、皮笑肉不笑。他自己是覺得不搞笑的,但是觀衆笑了。
可笑完之後,就會歎息,會作痛,因為那些反差笑料背後,沒有任何一個包袱是堪稱「搞笑」的。不是效果設置不佳,而是那都戳着生活殘酷的本質,也就是說,他幾乎是在底層本身的痛苦上進行觀察和表演,要用共鳴來換取一些突破尋常喜劇的豁口。
于是這麼多年以來,我們習慣了從許冠文的表演,或者說,從他戲裡戲外「難分真與假」的故事裡,對照自己在涼薄現狀裡的位置。
如果說在拍戲階段的早期,他擡高了香港喜劇甚至喜劇本身的标準,那麼在後期,他已經可以遊刃有餘地用非喜劇,來呼應喜劇的本質。
而這悲劇性,可以數算到他捉襟見肘的童年。
一直到念大三,因為長期兼顧家庭補貼,學費實在交不起了,正巧那時候TVB開辦,弟弟許冠傑就幫他牽了總經理科林·本德爾的線,對方給他六個月時間策劃中學校際問答比賽,結果當天晚上,他就找了後來成為太太的同學鄭潔英幫忙打字,第二天就提交了,換來六十年代末3000元的高薪,也得到了入行機會。
實際上,做演員,許冠文的父親并不認同,因為覺得,那就是當「戲子佬」,接近于當妓女,是頂下作的。
所以哪怕被《歡樂今宵》賞識,做起了采訪、翻譯,許冠文對于參演當中頗感興趣的趣劇,就很猶豫。但一直給節目想段子,很被稱道,到頭來,台内的梁淑儀就以漲工資為由,哄他跟許冠傑合作節目《雙星報喜》。
火了一把過後,因為原定演員護照問題,李翰祥想找他頂替出演《大軍閥》,說是他長相鬼馬,不如剃頭試試。許冠文是不答應的,覺得自己好歹是個知識分子,而且那時還算斯文靓仔,還得邵逸夫上來勸說,頭發還能長,但機不可失,再問老媽,也這麼說,這才有了銀幕首秀。
電影很成功,接着又有三部片約,但都是三級片,許冠文起初也不樂意,覺得一介書生,讓人買票不是因為藝術,而是靠女人脫衣服,那還不如實實在在地去做龜公。
正巧,本來要捧許冠傑做當家小生的嘉禾,轉投半路殺出的李小龍,許冠文于是找上他跟許冠英,成立許氏兄弟電影公司,跟嘉禾合作。
延續《雙星報喜》模式,許冠文自編自導自演《鬼馬雙星》,加上之後的《半斤八兩》《摩登保镖》等片,在1974年到1981年間,拿下香港年度票房冠軍五次,打破華語電影票房記錄三次,自己也成為香港首位金像影帝。
回看這段傳奇,哪怕當事人也有忍俊不禁的時候。
這也很「喜劇」,即事态發展,本身是擰巴的:亟需擺脫被金錢束縛的日子,就不得不先曲線救國,半推半就甚至委曲求全之後,又反而别有洞天,最終成就對照當年思慮,顯出了命運本身的玩笑。
當中考量,充滿彼時在時代巨變下平民格外把不住方向的彷徨,一切都是瞬息萬變的,充滿計較跟争搶。看他的代表作,正正寫遍了打工仔的苦困,而他又不吝扮演刻薄老闆、老大、老千,很能找對時代症候與民衆痛點。
很多台詞放到今日,也是犀利的、貼切的。譬如《鬼馬雙星》裡說,「勤力就能發财麼?你應該去看看鄉村的牛。發财的人像木偶一樣坐着,什麼也不用做。」逐利大勢下屢屢一針見血,直到如今香港票房總冠軍《毒舌律師》,依舊在說這病态社會的不公不義。
這人心所向,多為故事裡人情味的發酵。等到1990年,日本媒體趁着《雞同鴨講》推出,把他奉為「人情喜劇王」。飽嘗人情冷暖的許冠文自然十分眷戀人情二字,得以滋養,也得以釋懷。
表達人情,則不一定需要用喜劇,所以有《一路順風》《風再起時》,但不管是什麼電影,許冠文之所以是許冠文,就一定是要有人情的牽動。他鐘情喜劇,原因在此,而他在後期,試着繼續跟新主創碰撞出新火花,也是沖着人情在另一塊土壤上的發芽。
那麼,從與草根角色、生活對應的草根經曆出發,打造出香港那時獨一無二的市井喜劇,到後來是在别人喜劇裡插科打诨,或走不那麼香港喜劇的風格,成就曾與香港扣得很緊而漸漸具有更多放射性的代表符号,許冠文這一路,歡笑在表,悲憫在内,人情當頭,針砭在後。
可以說,最偉大的笑匠,往往是最悲涼的凡人,多了那層旁人不敢直面的落魄,更有娛樂大家過後的巨大疲憊乃至空虛。這樣的人來演正劇,往往格外痛悲。
許冠文如此,吳孟達也是。周星馳是承接了喜劇天王的招牌,以無厘頭招式開辟另一種以喜寫悲的模式,而吳孟達在這段曆程中,被喜劇黃金綠葉框定,直至離世前十幾年,通過《人間·小團圓》《導火新聞線》等非喜劇中的表現,帶來某種溫良下更多一分的慈悲或疲沓。
後輩吳君如、鄭中基這些同樣靠喜劇被人賞識的演員,一旦走到正劇當中,也會有那種抹不掉的蒼涼在,反而添色。特别是《金雞》,可謂吳君如兩種風格的交融與過渡,對照一出,多少也唱響了同類演員的境遇。
時代,或者說更易被分心的環境,未必能夠再出一個許冠文,或者也不需要再出一個,那他與他們的淡出或轉軌,則成了另一種「喜劇」,苦笑而不自憐的喜劇,更有當下港味,也更像你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