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鏡頭 獨立電影 藝術的自由 真實表達社會狀況 媒體革命 新的電影形式】

我的焦點——賈樟柯

拍完《小山回家》後，總有人問我，為什麼要用7分鐘的長度，全片十分之一的時間，而僅僅兩個鏡頭去表現民工王小山的行走呢?我知道，對他們來說，這7分鐘足足等于28條廣告，兩首MTV.......我不想再往下計算，這是這個行業的計量方法，是他們的方法。

對我來說，如果有一個機會讓我與别人交談，我情願用自己的方式說一些實話。所以，我決定讓攝影機跟蹤失業的民工，行走在了歲末年初的街道上，也就是在那段新舊交替的日子裡，我們透過攝影機，與落魄的小山一起，遊走于北京的寒冷中。這長長的7分鐘，與其說是一次專注的凝視，更不如說是一次關于專注的測試。今天，當人們的視聽器官習慣了以秒為單位進行視聽轉換的時候，是否還有人能和我們一起，耐心地凝視着攝影機所面對的終極目标,那些與我們相同或不同的人們?

可以不斷轉換的電視頻道改變了人們的視聽習慣,在衆多的視聽産品面前，觀衆輕易地選擇了本能需要。藝術家們一味地迎合，使自己喪失了尊嚴。再也沒有人談論藝術的現狀和我們的對策，藝術受到了藝術家的調侃，許多人似乎找到了出路――那就是與藝術迅速劃清界限。他們将創作變為了操作，在躲避實用主義的擠兌同時，使藝術成為了一種實用。一切都處于職業規範，甚至不惜壓抑激情與力量，藝術中剩下的除了機巧還有什麼?如果這種藝術的職業化僅僅以養家糊口為目的,那我情願做一個自由自在的業餘導演，因為我不想失去自由。當攝影機開始轉動的時候，我希望永遠能問自己一聲，眼前的一切是否是你真正的所思所感。

一時間，單純的情緒表現成為一種藝術時尚，無論繪畫、音樂，還是電影，都停留在了情緒的表層而難以深入到情感的層面。在某部新生代電影MTV式的一千多個鏡頭中，創作者關注的并非生命個體而是單純的自己，雜亂的視聽素材編織起來的除了自戀還是自戀。許多作品猶如自我撫摸，分散的視點事實上拒絕與人真誠交流。藝術家的目光不再銳利，進而缺乏專注。許多人沒有力量凝視自己的真情實感，因為專注情感就要直面人性。一些影片快速的節奏與激情無關，相反隻代表着他們逃離真實的狀态。

因而，當我們這些更為年輕的人一旦擁有攝影機，檢驗自己的首先便是是否真誠而且專注。《小山回家》中，我們的攝影機不再漂移不定，我願意直面真實，盡管真實中包含着我們人性深處的弱點甚至龌龊。我願意靜靜地凝視，中斷我們的隻有下一個鏡頭下一次凝視，我們甚至不像侯孝賢那樣，在凝視過後将攝影機搖起，讓遠處的青山綠水化解内心的悲哀。我們有力量看下去，因為――我不回避。

不知從哪一天起，總有一些東西讓我激動不已。無論是天光将暗時街頭擁擠的人流，還是陽光初照時小吃攤冒出的白汽，都讓我感到一種真實的存在。無論舒展還是扭曲着的生命，都如此匆忙地在眼前浮動。生命在不知不覺中流失，當它們走過時，我聞到了它們身上還有自己身上濃濃的汗味。在我們的氣息融為一體的時候，我們就此達成溝通。不同面孔上承載着相同的際遇，我願意看民工臉上灰塵蒙蓋下的疙瘩，因為它們自然開放的青春不需要什麼“呵護”，我願意聽他們吃飯時呼呼的口響，因為那是他們誠實的收獲。一切自然地存在着，隻需要我們去凝視、去體會。

于是，我們的目光所及，不再是自我放逐時的苦痛。在我們的視野中，每一個行走着的生命個體都能給我們一份真摯的感動，甚至一縷疏散的陽光，或者幾聲沉重呼吸。我們關注着身邊的世界，體會着别人的苦痛，我們用我們對于他們的關注表達關懷。我們不再像他們那樣，回避生命的感傷，而直接尋找理性的輝光;我們也不再像他們那樣，在搖滾樂的喧嚣聲中低頭凝望自己的影子，并且自我撫摸。我們将真誠地去體諒别人，從而在這個人心漸冷、信念失落的年代中努力溝通人與人之間的思想。我們将把對于個體生命的尊重作為前提并且加以張揚。我們關注人的狀況，進而關注社會的狀況。我們還想文以載道，也想背負理想。我們忠實于事實，我們忠實于我們。我們對自己承諾――我不修改。

因而，當我們将攝影機對準這座城市的時候，必然因為這樣一種态度而變得自由，自信并且誠實。對我來說，獲得态度比獲得形式更為重要。想明白用什麼方法拍電影和想明白用什麼态度看世界永遠不可分開，它使我獲得叙事狀态，進而确立影片的整體形态。

無論《有一天，在北京》《小山回家》還是《嘟嘟》,我都願意獲得這樣一種基礎性的确立。這是談話的條件,也是談話的方式。《小山回家》之所以要分解屏幕功能，使其集中體現多種媒體的特征，就是要揭示王小山以及我們自己的生存狀态。

在越來越飛速發展的傳媒面前，人類的群體被各種各樣的媒體包圍進而瓦解，這也許就是人類越來越冷漠的原因。我們越來越缺乏自主的思考和面對面的交流，我們傳達思想的方式已經被改變。人們習慣了和機器交流，習慣了在内心苦悶的時候去傾聽“午夜情話”;習慣了在“焦急時刻”的時候去讨論社會;習慣了收看“名不虛傳”後再去消費。人們的生活越來越指标化和概念化，而這些指标和概念又有多少不是被傳媒所指定的呢?從中央電視台不斷開通的頻道、到《北京青年報》不斷擴大的版面，所有的這些都改變着人們。而來自安陽的王小山，便生活在這些被傳媒改造過或改造着的人群之中。

傳媒的影響滲透到了城市的每一個角落，而這一切，也便是主人公王小山大的處境。而另一方面，影片的部分段落之所以敢于将畫面舍棄，而換之以廣播劇式的方式演進情節，就是源于傳媒發展後，廣播所喚起人們對于聽覺的重新注意。而影片之所以敢于同時舍棄聲畫而換之以中文電腦似的方式讓觀衆直接閱讀文字，也是源于人們對電腦形成的已有的閱讀習慣。這樣擴展到《小山回家》的其他方面，如文字報道、廣告的滲入、《東方時空》式的剪輯，都使影片盡可能地綜合已有的媒體形式，從而使觀衆在不斷更換接受方式的同時，意識到此時此刻的接受行為，進而引起觀衆對于接受事實、對于傳媒本身的反思。

今天，單純的電影語言探索，已經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對我來說，如何在自己的影片中形成新的電影形态，才是我真正的興趣所在。因而，我有意将《小山回家》進行平面化、闆塊化的處理，在線性的情節發展中，形成雜志式的段落拼貼。在段與段、塊與塊的組合中，我似乎感覺到了那種編輯的快感，而編輯行為本身也誘發了對電影的反思。既然好萊塢利用流暢的剪接蒙騙觀衆，我倒不如使自己的剪接更主觀一些。我們剪接使我不能隐瞞素材的斷裂性和零散性，這正符合我的真實原則。

還記得1994年那個冬天，我們否決了許多諸如“大生産”“前進”等文詞上的創意，将我們這個自發組成的群體命名為“青年實驗電影小組”。我們喜歡它的平實，在這個平實的名字中，有我們喜歡的三個詞語―一青年、實驗、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