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世界性的反抗運動，歐洲影壇的西部片迅速用《革命萬歲》和《偉大的寂靜》給出了回應。好萊塢的發生則顯得姗姗來遲，直到彼得·方達的修正主義西部片《幫手》才算是對于時局有了隐喻性的描述。
休斯頓與大多傳統西部片導演一樣，笃信于前資本主義秩序的“孤星共和”，相對于實證主義的現代司法制度，前現代的西部價值則首推“正當性”的習慣原則。《奪命判官》中似乎并沒有表述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大多數保守主義西部原教旨者的矛盾所在：西部的習慣發所捍衛的自由價值，實際也是現代性的法律實證主義的構成原則，而在以自由為本位的一元曆史目的論的方向上，有不可否認，資本主義秩序取代舊西部不可逆。于是西部片，尤其是60年代以後不再黃金時期的創作，不得不逼問導演之立場——是代表東部價值的保守主義者，還是秉持南方精神的西部繼承人。
顯然此處休斯頓代表了後一種選擇，并由于60年代末的世界性造反運動，休斯頓立體西部對“東部的資本主義秩序”的反叛性書寫暴露在觀衆視野下的時候，就顯現了出乎意料的曆史指向性——關于60年代反資本主義運動的浪漫主義書寫。愛娃·加德納的圖像，也被近似為烏托邦的意識形态。
而在這部電影中休斯頓“左右互搏”實際呈現的結論，反倒指向了最為本質的“法”的面貌——聖經和槍，這就誕生了美國的民主。休斯頓用最為原始的西部模型和類型結構還原司法構成的基礎，這樣的解決辦法在十多年後被更為激進地借用以指涉門羅主義，則是寇克斯的《沃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