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看出，影片中開頭的芭比樂園，實際上是女權-身份政治的頂點，即一個遵從父權制-資本主義底層邏輯的男權社會的鏡像。它仍然是一元的性别法西斯統治，對個體的規訓依然存在。象征酷兒的“怪人芭比”的邊緣化就是其明證。影片最後也指明，無論是“芭比樂園”還是“肯的樂園”都是不平等的，女權運動的目标應當是建立一個多元包容的社會。
《芭比》最大的敗筆是其結尾又回到了進步主義叙事。它在揭示了父權制的壓迫現狀之後，還是令人惋惜地将女權運動歸結于某種意識/文化層面的啟蒙或對社會進步的号召。這就是上野千鶴子在《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中大批特批的“資産階級的女性主義”，認識不到女權主義運動應當是“下層建築的革命”。這種呼籲“社會多一點包容多一點對話，我們一同為進步奮鬥，明天會更好”的空泛的話誰都可以說，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我們最不缺的就是這類“社會良心”了。
結尾經典的“與自己和解”，“做自己”的存在主義雞湯，更是對階級調和的宣揚，對社會結構性變革的需要的抹殺。這再次說明了，僅僅在性别叙事（抽離具體社會存在的性别）裡思考平權主義隻會對現狀起到“小罵大幫忙”的作用，而提不出真正有變革性的解決方案。這也是為什麼上野千鶴子的書名要寫成“父權制與資本主義”而非單純的“反對父權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