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從與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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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詞内容

這段昌福給泰仁的錄音帶在我看來确定了電影的主要表達。電影的三大核心人物泰仁、初喜、昌福都是順從的人，同時他們又有着不同的信念。本質上來說講述了一個信念與順從的故事。

泰仁

泰仁首先是順從的。無法說話的他帶着自己的妹妹相依為命，生活在一個破敗的偏僻的小山村。白天上街賣雞蛋，回來後和老同伴昌福一起給黑社會當清道夫。生活上順從妹妹，工作中對昌福的命令悉數聽取，即使是陪初喜上廁所并且等在門口這樣的要求，他也一并順從。這種順從往往是無意識的，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對命運的順從。在所有的生活環境下他的表達是缺失的，他的個人情緒是被忽視的。主觀和客觀上，他都成為了一個順從的人。他的順從隻有一次被打破，那就是去劫車帶回被拐賣的初喜時。

泰仁的信念是體面的生活，以及在一種無意識的生活中若隐若現的有意識的善意。不論是回家時會給路邊的老奶奶五個雞蛋，是“幹活”時路過小女孩身邊用腳踢沙子試圖蓋住地上的血漬，還是在埋女警察屍體時将妹妹和初喜趕走，都是他心中善意的體現。這種善意與他無意識的不假思索的順從不同，是他有意識的行為。除此之外體面的生活也是他的信念所在。偷偷坐在社長的小轎車上抽社長沒抽完的煙屁股，社長死後把他的黑西裝偷偷帶回家洗幹淨挂在牆上。這些都象征了他對于體面生活的追求。或許後面對初喜情感的轉變同樣也包含了他内心試圖化解與體面生活之間的壁壘并試圖融入的心理。其中黑西裝是個很有意思的點：泰仁的順從被打破，善意有了明确的覺醒正是在他看到這套黑西裝的時候。他穿着這套黑西裝去劫車帶回初喜，也穿着這套黑西裝把初喜送回學校。也許穿着這套黑西裝的時候他才感覺自己真正成為了一個人吧。縱觀整部電影他唯二兩件脫離人物軌迹、體現人性覺醒的行為都是在穿着這件黑西裝的時候。隻是最後小女孩的一句“誘拐犯”，擊碎了泰仁所有的信念。他在瘋狂逃離追捕時脫下了這件西裝外套，暗示着他心中的善意和對體面的生活的追求也随之一并被脫下了。他不能承受這所謂的體面下承載的陰暗和背叛，他根本承受不起。他以為那是火焰，卻差點讓自己被燒死。這個動作實在是太有表現力了，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悲哀。這裡要特别感歎一下劉亞仁驚人的創造力，他在采訪時表示脫西裝這個動作實在拍攝時加進去的，原本劇本上是沒有的。真的是天生的好演員。

初喜

初喜的順從從出場就展現出來了。帶着兔子面具的她沒有任何反抗就上了泰仁和昌福的車，到了泰仁家後迅速融入環境整理房間、帶妹妹玩，埋屍時聽話地幫忙推土……一系列行為都表示她是個能迅速适應環境并且表現出順從無害的人。這種順從其實是有迹可循的，結合她的家庭環境來看，生活在重男輕女的富裕家庭，弟弟出生後需要一直處于一種不被重視的狀态，這樣的生存環境下必須要表現地處處得體才能獲得家庭中的喜愛，于是她從小就學會将自己的情緒隐藏，讓内心的波濤洶湧掩蓋在表面的平靜之下。這種表面上的順從其實早已漏出端倪，比如她從自行車後座突然跳下車向路邊奶奶求助，在泰仁為她出門買藥時偷偷跑掉，以及最後指控泰仁為“誘拐犯”，這一切都揭示了她的順從不過是她為了保護自己的而作出的僞裝。而支撐她以上所有行為的信念就是活下去。為了活下去她在家裡努力扮演一個聽話懂事的乖女兒，為了活下去她在綁犯面前表現的乖巧賢惠，為了活下去她隐藏起自己所有的情緒甘願一直活在面具後面。那張兔子面具就是她的僞裝，看似人畜無害的小白兔其實心裡早就住下了一隻大灰狼。

昌福

昌福同樣是一個順從的人，他和泰仁一樣對命運表示順從。在階級分化嚴重的韓國社會，作為一個跛腿的殘障人士，毫無話語權的他也隻能選擇順從。因此日複一日做着賣雞蛋和“清道夫”的工作，面對社長偶爾的無理要求也隻能接受。這也是初喜進入他們生活的直接因素。可以說一切悲劇的開端就是因為順從。（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懂得拒絕是多麼重要，如果一開始就拒絕了社長的請求，後面的一切都不會發生。但真的什麼都不會發生嗎，如果沒有任何話語權的昌福真的拒絕了社長的請求，也許發生的就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悲劇故事了。）在這順從之下他仍然堅持着自己的信仰。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在臨死之前甚至都在因為拿走贖金而一直嘟囔着“對不起”，“對不起”，乞求獲得内心的一絲救贖。

這三個人是信仰與順從并存的矛盾的個體，這兩種特質在他們身上交叉融合互相撞擊，展現了鮮明的人物個性，從這一點來看影片是很成功的。

無聲的表達

聽過一句話，說跟人相處，不要看他說了什麼，要看他沒說的是什麼。我想看電影也是如此。這部電影取名《無聲》，英文名VOICE OF SILENCE，含義非常豐富，代表了各種意義上表達的缺失。

首先從角色的角度來看，泰仁是個啞巴，直接在生理上就缺失了表達的能力。他在整部影片中沒有一句台詞，唯一一次發聲是在深夜打着手電筒找到試圖逃跑的初喜時，他吱吱呀呀地叫着，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話語，卻比任何一句人類創造出來的語言都要觸動人心。除此之外他沒有任何發聲。這是客觀上的無聲。另外還有主觀上的無聲。在面對現實與自我意願的沖突時，他選擇了順從，選擇了無聲。這裡的無聲表現為一種不反抗。再看初喜，她雖然生理上并不缺失表達的能力，但她行動上面對父母和家庭中正常情感的缺失同樣選擇了無聲，她選擇無聲地隐藏起自己的情緒，試圖做一個看起來完整的人。

面對來自社會和家庭的壓迫，他們的表達是缺失的。這種缺失或許間接地導緻了他們悲慘命運的形成。

再來站在導演的角度看，這整部電影都是導演無聲的控訴。看起來不帶任何說教，隻是單純講了個故事，但其實其中包含了很多導演的表達，也一并無聲地展現了出來。

其中令我感受最深的便是對人性的思考和展現。最值得思考的形象便是初喜。在富裕家庭長大的她并沒有像童話裡那般過上公主的生活，而是變成了一個敏感、冷靜、心思細膩、極善于察言觀色、有着極強目的性和頑強的生命力的人。看到她面對死人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推土埋屍、在地闆上的紅色血滴旁畫上花瓣讓它成為一朵紅花時，我幾乎忘了她才十一歲。從某種角度來說，她是美好的，總能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下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不論是在自己家裡還是在綁匪家裡，即使落在她面前的是一滴滴死人的鮮血，她也能将之變成一朵朵鮮活的花。但同時她又是可怕的，最後指控泰仁的那一刻幾乎是摧毀式的撕碎了之前她在觀衆和泰仁心中建立起來的美好形象。看到她在面對母親時的那一抹标準格式的微笑和鞠躬，讓人忍不住懷疑她之前的種種到底幾分真幾分假？

泰仁又何嘗不是這樣複雜的個體。他一生目睹過太多死亡，雙手沾染了太多人的鮮血，這樣一個無情冷漠的清道夫，居然會不顧一切找回一個被拐賣的小女孩，最後還将她送回學校。包括電影中唯一一次發生也是在找到初喜時。寫到這裡突然想起那首祈禱詞中的一句：“那個孩子順從，啞巴開始說話了。”這裡或許可以理解為對“順從”文化的反駁，畢竟泰仁作為一個啞巴，唯一一次的發聲，正是來自于他唯一一次的不順從。

不論是初喜還是泰仁，他們身上都有着相當的複雜性和豐富性，導演想讓我們知道，這麼多的樣貌可以同時展現在一個人身上。而現實生活中我們評價一個人時，往往站在相當扁平的、單一的角度，這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另一個需要反思的點是，純粹的理性是否真的值得提倡呢？小女孩最後理性地揭發泰仁是“誘拐犯”，好像并沒有使我感到大快人心；泰仁最後不理性地将小女孩送回學校，好像也并沒有使我感到不可思議。初喜做了正确的事，卻看起來那麼不正确；泰仁做了一件不正确的事，卻看起來那麼正确。

在當今經濟飛速發展，一切領域都在日新月異地變化着的現代社會，追求效率和社會意義上的正确仿佛成了所有人的共識。人不可以情緒化，不可以過于感性，要保持理性嚴謹一絲不苟。在這樣的社會語境下，思考純粹的理性存在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似乎更有其社會價值。

除了對人性的反思，導演還在其中表達了對一些社會問題的反思。泰仁作為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一個普通人，他作為人的基本需求是否有得到滿足？作為一個啞巴，生活在偏遠農村，這樣一個社會中的邊緣人物，是否有人真心地關注過他的生活狀況和精神世界？在階級分化和階級固化越來越嚴重的社會裡，千千萬萬個“泰仁們”就應該一直這樣無聲地生活下去嗎？下層社會如此，上流階級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初喜這樣一個複雜的形象為什麼會發生在一個十一歲的富家小姐身上？這背後暗含的社會問題才是導演真正想要表達的内容，也是導演向社會發出的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