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迪士尼制作、海莉·貝利主演的《小美人魚》電影在國内上映，掀起一片熱議。然而，相關影評很少涉及人物塑造或劇情，反而常常聚焦女主角的外形。大家批評女主角海莉“黑”、“醜”、“矮胖”，“長得像小醜魚”、“像猩猩”，所以“不配做女主角”，更“不配做公主”。看到這些評論，我們震驚于白人至上的審美标準對國内輿論空間的統治，同時也驚訝地發現這些批評者中竟不乏“女權主義者”。無論是無心還是有意，她們的行為顯然與女性主義背道而馳。
因此，雖然《小美人魚》電影劇情本身乏善可陳，且帶有父權色彩的愛情故事并沒有什麼吸引力，我們還是決定寫下這封信，希望能說明“我們為什麼不該嘲諷小美人魚”。在這封信中，我們不分析電影的人物塑造或是叙事技巧，而是嘗試回答這些問題：人的審美是天然的嗎？外貌羞辱小美人魚為何對女權有害無益？政治正确又是錯誤的嗎？
1. 殖民主義與審美霸淩：美的标準由誰制定
審美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後天塑造的結果，對“美”的定義權總是掌握在勝利者手中。在成長過程中，媒體和周圍人不斷告訴我們某種外貌才是美，而我們的審美觀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和鞏固。因此，對“何為美”的争奪必然與種族、國族、階級等權力結構緊密相關。學者薩義德在《東方主義》中論證了西方如何将東方建構成“原始、落後、不文明”的她者，以和“進步、文明”的自身相區分，從而合理化對東方國家的剝削和殖民統治。同時，殖民者将自身的外貌特征和“文明、高尚”相聯，于是白人的身體成了外在乃至内在之美的象征，而被壓迫的群體也将這樣的标準内化，進一步鞏固了殖民者的支配性地位。
而即使是在白人内部，美的标準也總是由掌握話語權的勝利者制定。例如曾經稱霸歐洲的凱爾特人戰敗于日耳曼人和羅馬人，于是日耳曼人的金發碧眼成了美的象征，凱爾特人的紅發則成了“野蠻”、“粗俗”的代表，因此《哈利波特》中紅發的羅恩一家才深受歧視。又如西方國家偏愛小麥色皮膚是因為隻有坐擁财富的資産階級才有時間到海邊度假、曬日光浴，所以小麥色皮膚其實是财富地位的象征。
由此可見，人們所追求的“美”從來不隻是一具軀殼，她們迷戀的其實是權力本身。然而可悲的是，讓自己看起來更像高位者并不會真的讓雙方地位調轉，而隻會深化自己所受的壓迫。當我們美化壓迫者，是不是同時也在醜化自己、将自己所受的壓迫變成了理所應當？如今，後殖民時代的西方國家已在推動審美革命，反對身體羞辱，倡導欣賞和包容各種身材樣貌。然而國内審美觀卻依然深受殖民主義影響。觀察現今流行的外貌特征：冷白皮、大眼睛、歐式雙眼皮、高鼻梁、尖鼻頭、窄鼻翼、巴掌臉、直角肩、細長的身材...我們不難發現白人的審美取向仍然是不可撼動的美的準繩。
重重規訓之下，女性通過化妝、整形、使用美容産品等各種方式進行“身體管理”。染發、美瞳，眼影高光等其實都和理想中金發碧眼、五官深邃的面孔不無關系。而這種現象其實和上世紀美國黑人對白人的模仿如出一轍。民權活動家阿薩塔·沙庫爾在回憶錄中寫道1960年代的黑人女孩用漂白劑擦洗身體、定期去美發沙龍拉直頭發以獲得和白人一樣直順的秀發，而她在很久之後才意識到這其實是一種壓迫。掌握權力的人所推行的審美霸權是一種暴力，因為其本質是不允許人，尤其是女性，以某種方式存在。因此，羞辱小美人魚的人其實是試圖以話語“消滅”以特定形态存在的個體，而這種暴力最終必将威脅到她們自己。
2. 身份的交叉性：性别和種族的雙重壓迫
除了殖民主義和審美霸淩，人們對小美人魚的批判亦體現了在白人主導的父權制下有色人種女性（黑人、亞裔、拉丁裔女性等）經受的多重壓迫。1960年代第二波女權主義浪潮于美國等西方國家興起。彼時女權主義者從西方中産階級異性戀白人女性的角度出發，認為全體男性以相同的方式壓迫女性，因此所有女性在父權制下的處境都是相似的。然而，自1990年代起，女權主義者開始批判前人對女性群體内部多樣性的忽視，并呼籲關注不同種族、國家、民族、階級、性取向...的女性所特有的困境。
該領域開創性的學者金伯利·克倫肖在1989年提出“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一詞論證有色人種女性因其種族和性别身份受到雙重壓迫，因此她們的社會地位要比享有種族特權的白人女性更加邊緣。例如女性因為性别歧視常常隻能從事文員、秘書類的工作，但是這類崗位總是更青睐白人女性，所以黑人女性失業率和貧困率居高不下。同樣的，雖然父權制下所有女性都會被物化（見《美麗魔咒何時休：我們為什麼要停止打扮？》），但白人女性總是被當作“女性氣質”、“女人味”的代表，因此常常能免于羞辱。然而有色人種女性不僅要被當做物品評判，還要遭受無止境的長相霸淩。
作為女權主義最重要的理論之一，“交叉性”的意義早已超越了女權主義本身。它讓我們明白人的處境由多重身份共同塑造，而不是由單一的身份決定。即使同為女性，出身優渥、在哈佛大學攻讀法律的白人女性，和在非洲薩赫勒地區對抗幹旱和洪水的黑人女性的生活也依舊天差地别。交叉性的視角讓我們更容易共情她人的痛苦，也讓我們意識到隻關注單一維度不可能真正解決性别問題。回到電影《小美人魚》，如果有些女性因為自己長得更像白人、更符合主流審美而産生優越感，覺得自己很安全，因此去羞辱那些沒那麼“幸運”的女性，那麼她也将永遠無法擺脫被當做物品評價和羞辱的命運。正如克倫肖所說：“當你看到不平等卻認為那是‘别人’的問題、是‘其她倒黴蛋’的問題時，你就大有問題了。”
金伯利·克倫肖，律師、民權倡導者、交叉性女權主義者
3. 保守派的心虛和恐懼：政治正确是錯誤的嗎？
此外，人們在批評小美人魚時，還常常同時嘲諷讓黑人擔當女主角的做法是政治正确。曾幾何時，在白人統治熒幕的時代，有色人種女性近乎隐身，即使偶爾登場也隻是扮演配角、醜角、或是完全套用刻闆印象的角色，然而當她們終于通過數倍于她人的努力登上大熒幕，卻立刻被人貼上“全靠政治正确”的标簽。這不禁讓我們想到很多男性也常用同樣的方式諷刺某些推進性别平等的舉措。
的确，進步主義者也會批判政治正确，但是她們的出發點和保守派有根本的不同。前者認為政治正确的問題在于隻“做表面文章”，主張應該推動深層的變革。例如隻讓黑人女性擔任主角還遠遠不夠，我們是不是應該挖掘和創作更多獨屬于有色人種的故事、并根除在美國影視界依然廣泛存在的種族和性别歧視？可是後者批評政治正确的動機卻恰恰相反。保守派的目的在于否認歧視的存在、否定改革的合法性，企圖退回全卡司白人的時代。而其本質不過是恐懼“善”，因為“善”會讓他們失去特權。
所以，每當少數群體打破壟斷，保守派總是立刻站出來大肆批判：當海莉·貝利從迪士尼一衆白人公主中走上大熒幕，讓黑人女孩驚喜地大喊“她長得和我一樣！”；當華裔演員楊紫瓊在白人壟斷奧斯卡影後長達二十年後獲得這一殊榮；當谷歌等科技公司的入門級崗位招收女性以彌補近1:3的性别差距，總有人冷冷地說：“還不是政治正确”，其潛台詞不過是“這不是你應得的”。可是，在批評政治正确時，這些人絕非在追求徹底的善，而是在贊揚真正的惡。何況，即便真的隻是政治正确，這樣的嘲諷就合理嗎？事實上，政治正确至少承認了什麼是對的，而不是颠倒是非，以邪惡和歧視為榮、以善良和平等為恥。要知道最可怕的從來不是僞善，而是把“惡”當成“善”。所以，要想消滅這片土地上的仇恨、謊言、戾氣、傾軋，我們就不能不克服自己對“善”的鄙夷和恐懼。
結語
決定寫這封信時，我們立刻想到了民權運動領袖芬尼·露·哈默。她将一生奉獻給了性别與種族平等事業，呼籲保障少數族裔選舉權、消除貧困、維護女性和性少數群體權益。作為國際主義者，她不僅關注美國，更将目光投向其她國家的弱勢群體。她創立的自由農場合作社不僅惠及黑人，更慷慨地為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幫助。有人或許會問，她為何要為與自己“無關”的人奉獻良多，而哈默的那句名言就是完美的答案：“沒有人是自由的，直到我們所有人都是自由的。”
以上内容轉自公衆号：兩個陌生女人的來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