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西甯看了一整天的片子,屁股都沒怎麼挪窩。當我連着看下3部競賽片的時候,似乎對First所一直強調的“年輕”有了直觀概念。原來在很多青年導演心中,挑戰叙事傳統與常規邏輯就叫做新穎、大膽。這未免有些一葉障目,要知道放眼國産院線,不少商業片導演在片子質量受到質疑的時候也經常搬出這樣的托辭。不光理念不新鮮,就連借口也不新鮮。

真正讓我看出一些新意的,是那天最後看的一部長片《一個人的葬禮》。

這片子給自己套上了繁複的儀式武裝,黑白攝影、無台詞表演,單一人物,但實驗性的嘗試在于,導演把攝影機拟作了一條狗的眼睛。狗的移動軌迹取代了機位的變化,狗的叫聲、喘息加入進同期的音軌,鏡頭也成為一個非人角色,為簡練的場景增添了生機。

狗的視點之于全片有着雙重作用,一是忠誠地記錄着不為人知的荒野生活。即便從外部角度看來單調,關乎死生的大事仍在主體空間内不疾不徐地進展着:守林人老羅相依為命的父親去世了。按照習俗,安葬父親經過挖坑、打竈台、蒸面人、釘棺材整套步驟,老羅隻能獨自完成,同時他還必須肩負起曾經由父子二人負責的護林工作。

在鏡頭面前,老羅袒露出他瘦弱的軀幹。清晨他在溪邊打水,挑着兩支灌滿的水桶,踩着光滑的鵝卵石渡過水流,稍有不慎就會跌入其中。回到家裡,他褪下屍體的衣服,翻面過來,用熱水擦拭。等到水痕風幹,又從櫃子裡找出壽衣,給父親穿上。這些任務還算輕松,在未來幾日當中,等待着他的是瀕死的羊羔、散落的碎木、以及饑腸辘辘的豺狼。

老羅任務重,演“老羅”的演員任務更重。他身上天然承載着兩件表達使命:既要對手頭工作足夠熟稔,還必須做到風過無痕、雁過無聲的天然淳樸。導演和演員的相遇,也透着那麼股妙手偶得的味道。超凡在拍攝《牲口》時曾與耿拴明合作,那時候老耿還隻是個羊倌。拍完之後,老耿豪言壯語:“我把羊賣了也要陪你去拍電影!”誰都當他吹牛,可沒想到籌劃《葬禮》的時候他還真找了過來,真把羊都賣了。

身為放羊30年的老羊倌,某些時刻老耿在片場的作用比導演都大。比如有場戲需要小羊羔躺倒在地上,劇組威逼利誘的方法都試過了,可羊羔就是不配合,就連獸醫都沒轍了。是老耿站了出來,扒開羊羔的嘴巴,二兩白酒下肚,羊羔這才乖乖躺下。

一個男人,在孤立的條件下承受着周遭環境帶來的重壓。雖然導演有意透過極簡的設計取消文本戲劇性,但在老羅與環境的互動中,一股對抗荒蠻的原始力量還是撲面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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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其仿生的特性,自帶有情緒傳達的出口功能。後期添加狗的吠叫、喘息、嗚咽等聲音,是為了透過畫外空間傳遞出歡快、憤怒、悲傷、憂愁等情緒。這些情緒既可以獨立存在,給裡外操持的老羅提供絲絲縷縷的陪伴,緩解他的孤獨感;也可以融入進影片整體,勾連起一份通達人性與獸性的情感體驗。

記錄現實、傳達情緒,這兩重作用融彙在“狼來了”的高潮戲份。當野狼襲向破舊的小屋,身無寸鐵的老羅隻能敲打起炊具,靠聲音營造出勢強的錯覺。他急忙伸手賭注窗上的窟窿,狗在一旁驚吓地低伏下身子。或許這些都還隻是經驗之舉,但真正讓我動容的是緊接着,老羅拿起臉盆窩了一泡尿,沒過多會兒,狗也過來續上一泡。直到這個瞬間,恐懼才從他們體内流淌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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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主席說,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困難倒是叫老羅占齊了,可“樂”在哪兒呢?

我意識到,我遺漏了極為重要的部分。 我一直在以事件的方式注視着《一個人的葬禮》,卻忽略了“葬禮”二字沉甸甸的分量。或許是因為在電影中見到過太多形形色色的生離死别,有順拐着悲恸的,也有突兀着荒誕的。對于銀幕上的死亡,我多少有些麻木了。超凡導演提醒我說,那泡尿裡不僅包含着對狼的恐懼,更有即将獨自面對生活的恐懼、對待死亡的恐懼。這泡尿尿出去,隔天老羅才有勇氣給父親點上那把火。

采訪結束後,超凡導演給我發來了一段話,是他自己寫的,取名叫《當我們面對死亡時,在面對什麼?》。他搬出了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裡關于父母與死亡的經典比喻,在行文不起眼的地方,附上了一首自己作的詩:

我在夢中聽到有人呐喊面對死亡大地開始抖動面對死亡歌聲正在唱響拿起戰刀面對死亡奔向下一個黎明......

讀到這裡,我也想通了老羅的“樂”究竟在哪裡。

就樂在,他見到了下一個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