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拍麥哲倫？

已經過了拿Lav Diaz電影練禅定的年紀了。

曾經我還會花八小時看《悲傷秘密的搖籃曲》，但在23年上影節《曆史的終結》之後我就決定不再看Diaz，沒想到這次因為Gael García Bernal當主演而點開了他的新片。

電影本身沒有什麼好多說的，跟以前一樣，不愛用淺焦、不愛動鏡頭、沒音樂、直白的暴力畫面（自稱不是想造奇觀而是想當“記者”），整體拍得四平八穩，批評不批評意義都不大。唯一使我好奇的是，為什麼是麥哲倫？

作家Lydia Davis收到朋友送她的一本書叫The Wheelwright’s Shop，整本書兩三百頁巨細靡遺地隻寫了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制作馬車車輪。于是Davis就想問，作者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Diaz為什麼要拍麥哲倫？

查了一點資料，這個項目最早是叫“Beatriz, The Wife”，Beatriz是麥哲倫大概19歲的妻子Maria Caldera Beatriz Barbosa，關于她的資料寥寥，一共就四五行。顯然這給了導演很大的發揮空間——侯孝賢年少時癡迷的聶隐娘的故事也不過一千多字，他讓舒淇讀裴铏寫的古文，舒淇說，诶，翻一頁就沒了；莎士比亞妻子Anne Hathaway的一手史料幾乎是Marriage Bond之類的法律文書，兒子Hamnet的信息更是隻存在教會登記簿中——就像多肉植物，沾點兒水就能活。但結果大家也看到了，這并不是一部關于Beatriz的故事片，因為Diaz在研究的過程中，鋪天蓋地的殖民讨論始終無法讓他避開麥哲倫本人。經過七年的研究，《麥哲倫》誕生了。

菲律賓的曆史教科書不會說麥哲倫“發現”了菲律賓，而是強調他“抵達”群島，因為那會兒當地已經有了成熟的社會和貿易網絡，Diaz在接受西方媒體采訪的時候也強調這一點，諸如，他寫Enrique這個角色就是馬六甲“貿易”的體現。菲律賓的曆史教科書當然也會講麥哲倫對天主教的引入，不過往往是“宗教傳播與政治控制相結合”的語氣。在Diaz的處理中，延伸了最初Beatriz情結的一點就是電影裡的聖嬰像（Santo Niño）。由于聖嬰像在宿務人的conversion中起了很大的作用，Diaz有意将聖嬰像跟麥哲倫與Beatriz的愛情聯系在一起，如今80%人口信奉天主教的菲律賓，幾乎每家每戶都有聖嬰像。不過也要蕩開一句，現在菲律賓的天主教，其實是被本土文化重塑過的混合型信仰，諸如前殖民時期菲律賓人跳給神靈的Sinulog舞蹈沒有消失，隻是變成了跳給聖嬰：Santo Niño孩子王般的形象，對菲律賓人來說很可親。哦，還有個fun fact，Diaz的母親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而他的父親卻是communist，這種拉扯，比之菲律賓人對麥哲倫态度的拉扯也不遑多讓吧。

Diaz這部影片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是對菲律賓民族英雄拉普拉普（Lapu-Lapu）的推翻。

在接受《滾石》采訪時，Diaz表示，他覺得拉普拉普這個人很可能并不存在，而隻是Rajah Humabon虛構出來的。因為經過研究，他發現關于這件事最完整的記錄其實隻有麥哲倫的随行記錄官Antonio Pigafetta的記述（還有一份來自也是跟着麥哲倫的水手Miguel de Mafra的記錄，但已經遺失了），其他就是一些幸存者的互相矛盾的記述。Diaz認為，由于當時麥哲倫已經幾乎讓整個宿務都皈依了天主教，Humabon就造了一個“拉普拉普”，企圖阻止大家改信。

在傳統的民族主義叙事中，拉普拉普是菲律賓曆史上第一個反抗歐洲殖民者的人物，他在麥克坦戰役中殺死了麥哲倫，是彰顯菲律賓民族意識的先驅。而且這種叙事在上世紀菲律賓獨立之後被強化，起到了樹立類似印度民族大起義的章西女王、“拉美解放者”玻利瓦爾，或者往早了說，比如中國人的嶽飛、文天祥之類人物的作用。2021年是麥克坦之戰500周年，随手一搜就有菲律賓學者在當年出版這一角度的寫拉普拉普的書籍，“因結合民族主義與解殖理論而被廣泛用于大學曆史課程”（Roland Simbulan：Si Lapu Lapu at ang Ating Tagumpay sa Mactan laban sa Kolonyalismo，意為“拉普拉普與我們在麥克坦反對殖民主義的勝利”，書名中“ating”即“我們的”，顯然有良苦用心）。不過近些年也不乏史家對這種叙事進行修正，指出1521年時根本不存在“菲律賓民族”概念，然後說拉普拉普隻是一個地方酋長（datu），他與麥哲倫的沖突不是民族與殖民的沖突，而更像是“本地勢力之間的聯盟與對抗”。而Diaz則更進一步，激進得像咱們上世紀轟轟烈烈的疑古運動，以“古史辨”破壞舊史學。顧颉剛當初猜想上古史裡的禹可能是九鼎上鑄刻的一個類似夔龍的神話動物，後來才被逐漸人格化為聖王，也是掀起軒然大波，這跟Diaz懷疑不存在拉普拉普這個人引起了許多菲律賓曆史學家激烈的反應（稱其電影為revisionism）一樣。有趣的是，據Diaz講，《麥哲倫》在宿務島放映時人們都普遍接受，反而是許多學者跳腳。我們其實也不用搬出巴特或者福柯（畢竟福柯也被霍梅尼騙），拿出Diaz曾聊到過的一個例子就能把這對拉普拉普質疑也好祛魅也罷的工作的意義展示得清清楚楚：65-86年菲律賓的獨裁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非常善于打造自己的英雄形象，65年菲律賓有部電影叫Iginuhit ng Tadhana (The Ferdinand E. Marcos Story)，描繪他的“奮鬥人生”，雖然身出寒門，卻是名天才學生，後來又成為二戰英雄，說自己獲得了六十九枚軍功章，反正就是通過mythmaking把馬科斯塑造成天選的領袖。電影上映後，他的形象扶搖直上，并在當年成為總統，這六十九枚軍功章雖然後來被美國軍方檔案等材料證僞，如今也依然有衆多菲律賓人深信不疑。說到這裡，我就又想蕩兩筆：盡管1986年數百萬菲律賓人湧上街頭要求馬科斯下台，每隔幾年就來一個“人民力量”運動，但在22年小馬科斯當選總統之前，菲律賓人選出來的是杜特爾特這号“大開殺戒”的強人。劉瑜在《巨變第二天》裡引用了World Value Survey（2017-2020）的數據，說印尼、巴基斯坦、巴西、土耳其、墨西哥等十個新型民主國家中，隻有菲律賓對“強有力的領袖統治”的認同比例是高于“民主治國”的認同比例的。

最後我想提一點我覺得有意思的，因為我愛看各種采訪，我發現了Diaz在不同場合面對不同聽衆說的話有微妙的區别。顯然，Diaz完全不相信拉普拉普的存在，但是在菲律賓達義市（Taguig City，位于首都區馬尼拉大都會的東南部）的《麥哲倫》首映式中他卻說“并不是說沒有拉普拉普，我們隻是似乎應該重新審視Humabon在曆史上的地位”。又如前文所說，Diaz的疑古頗有冷硬的“解神話”（démystification）、去民族主義色彩，但在接受西方媒體采訪時被問到拉普拉普問題時，Diaz卻強調那些反對他的菲律賓曆史學家，應該從歐洲人加給他們的史學中走出來了。什麼意思？就是說“拉普拉普殺死了麥哲倫”這一故事本身，就是一種基于殖民文本産生的殖民叙事，即便Diaz客觀上在摧毀菲律賓的“民族英雄”，但在接受西方記者采訪時也像曆史學家William Henry Scott上身，想表明他關注“故紙帷幕的罅隙”（cracks in the parchment curtain），本質依然是反殖民。而在和紐約影評人Marshall Shaffer對談時雖然講了馬科斯與那部六十九枚軍功章宣傳影片的故事，落點卻落到了川普身上，說“川普現在正在做相同的事”。這些幽微的discourse，狡黠得使我莞爾。

今天，麥哲倫被殺的紀念地，Mactan Shrine園區内，麥哲倫紀念碑與拉普拉普銅像對背而立。解構他們故事的《麥哲倫》，将被菲律賓送往伯格曼口中“侮辱電影藝術的機構”Academy，參與下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評選。過去七十年裡，菲律賓選送的53部影片無一入圍。

突然想起李雪琴在脫口秀大會上講的段子——“麥哲倫，他死路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