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個男人》圍繞着對一個男人真實身份的探尋展開叙述。除了位于事件中心的原誠，有關身份的問題也困擾着電影中的其他人物，如調查律師章良的在日朝鮮人身份，原誠妻子裡枝和繼子悠人在原誠去世後面臨的姓氏變動問題，做黑市戶籍交換生意的詐騙犯小見浦先生的真實身份問題等。顯而易見，對“身份”的探讨是《某個男人》的核心議題。
電影中多個角色“冒名頂替”的設定讓我想起佩措爾德2018年的電影《過境》。《過境》中男主人公格奧爾在逃難過程中，為躲避“法西斯”追捕，借用了死去作家Weidel的身份，并愛上了Weidel的妻子瑪麗。《過境》中，格奧爾假借身份具有一種被動性，動機則在于求生。《某個男人》中，主動逃離原有身份的數個角色，交換姓名假借身份的動機不在于緊迫的求生或謀取财富，而在于一種重新去活的渴望。電影的宏觀暗線通過以章良為核心的角色交談（和小見浦的獄中談話、和妻子家人的飯桌談話、酒吧店主對朝鮮人毫不掩飾的偏見）和電視新聞勾勒出當下日本社會強烈的排外情緒；微觀明線則是日本現代社會中個體身份的迷失與不确定性。
原誠、谷口大祐通過自發性的逃離，試圖洗滌身份，埋葬過去，并嘗試在自我放逐中尋求一種自我實現的可能性。原誠對原身份的背離在于想要擺脫作為殺人犯兒子的身份，這種對父輩所為的深惡痛絕使他一度通過拳擊的暴力方式傷害自己的身體，好将外形酷似自己的父親從自己的身體中分離出去；谷口大祐對原身份的背離似乎在于決心逃離唯利是圖、專制冷酷的兄長，哪怕它的代價是放棄自己旅館繼承人的身份；章良較好的社會地位和中産的家庭構成，使他一度自覺永遠地逃離了曾經的朝鮮人身份，但在追尋原誠身份的過程中，獄中的詐騙犯輕易識破了他無懈可擊的身份僞裝。
身份認同的無法建立是一切絕望和焦慮的根源。原誠和大祐都無法通過原初的身份克服社會或家庭的偏見，融入當下的生活。身份的被識破和妻子的出軌則一起刺破了章良看似完美的生活，這也暴露出章良通過組建家庭試圖融入社會的失敗。如何終止一種關于身份的暴力，導演審慎又克制地提出了一種“俗套的”可能性——真誠的愛與無條件的接納。這主要體現在原誠的妻子裡枝和大祐的女友美涼這兩個女性角色身上。裡枝在得知原誠的真實身份後直言真相并不重要，我們一起度過的時光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原誠的繼子悠人也在對原誠的懷念中表現出充分的愛、理解與接納。不同于大祐失蹤後其兄的冷漠，美涼是唯一堅持找尋他的人。電影結尾處，章良再次“借用”了原誠的身份更是以一種近乎直白的方式表達了他對于這份愛與接納的渴望。
《某個男人》雖是一部懸疑電影，但卻盡可能地做了去類型化的處理，這使得交換身份這個特殊性議題具有了普遍性意義。當我們不相信現有的社會制度和運行法則可以（盡可能）無差别地對待不同身份的人時，逃離的種子便種了下來，每個人都在平靜的絕望中等待着屬于自己的逃離時刻。社會對真身份的拒絕，使人必須逃離到假身份下才有可能釋放内心的真實。原誠在大祐的身份下，活出了和父親截然不同的的自己：一位貼心的丈夫，一個充滿愛與溫暖的父親。或許如裡枝所言，抽象的身份并沒有那麼重要，具象地怎麼活以及真實的生命體驗才是真正重要的。就像《過境》中，極限的環境下，流動的身份中，奧格爾在Weidel的身份下，通過對愛情的信仰确認了自己是誰。所以他守候在那個酒吧中，祈禱着下個走進來的人是瑪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