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尼·雷恩 / Sight & Sound（2000年8月刊）
校对：覃天
译文首发于《虹膜》
在《花样年华》的戛纳电影节宣传小册中——这是一件值得收藏的珍品，因为里面刊载了未出现在影片中的剧照——王家卫将这次拍摄描述为「个人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次经历」。这部在原本的设想中为低成本且快速完工的影片，计划于1999年春天在香港拍摄，卡司由两位主演和少量配角组成，结果却花了14个月的时间来编写剧本、拍摄和剪辑。在这个令人痛苦的漫长过程中，王家卫的一些长期合作者离开了剧组。许多原来的香港镜头被在曼谷拍摄的、经过修订的场景所取代；在柬埔寨吴哥窟拍摄的结尾是在很晚的阶段才增添的——距离该片在戛纳进行全球首映的两星期前才杀青。5月6日，第一版（有严重缺陷的）校正拷贝才从曼谷的实验室新鲜出炉，这个时候离首映礼只有四天。王家卫在册子里的导演阐述中说道：「我们在体力和财力上都透支了，」这是一种自我揶揄式的轻描淡写。
不过《花样年华》的确是他最好的电影之一，这是一部华丽而感性的悲伤圆舞曲，围绕着爱情关系中忠诚和真挚的主题展开，最后凝结成了对逝去的时间及其价值的哀歌。
汤尼·雷恩：上次我在你前往法国几天前见到你时，你简直就像一具行尸走肉，当时你的电影还没有完成。你们是怎么及时赶上戛纳的？
王家卫：我们本应在5月7日抵达戛纳，但直到那前一天我们才完成配乐的单声道混音。当晚，我们从曼谷的实验室收到了第一份校正拷贝，然后准备在香港做完法语字幕。但当我们检查拷贝时，发现声音不对，镜头也不对，一切都不对劲。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凌晨5点打电话给曼谷的所有工作人员，重新混合部分声音，重新剪辑部分底片。即使我们得到了校正后的拷贝，也发现其中一卷的声带有问题——所以那一卷必须在曼谷重做，然后请人随身带到法国，赶在首映当天的早上在巴黎加上字幕。我们终于在19日晚上7点左右到达了戛纳。首映礼安排在第二天——上午是媒体场，晚上是正式放映。我们和朋友们匆匆吃了晚饭，喝了点酒，然后和所有预购了影片的发行商一起去参加深夜的试映会。每个发行商都怀揣着不同的期望而来；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的片段，也从我这里听到了不同的信息——这取决于我们何时讨论过——关于故事、结局等等。每个人在试映会结束后都神情恍惚，没有人说什么，我回到房间后，告诉我的妻子，感觉第二天的放映情况不妙。但是，当我们在12小时后到达新闻发布会时，我们从公关人员和其他人那里听说，媒体场的反应非常好。而且正式放映也非常顺利。
汤尼·雷恩：你多久没有好好睡过一觉了。
王家卫：大概四个月吧。甚至到现在都还没完全恢复过来。而且我也还没去看《花样年华》，这对我来说太痛苦了。
汤尼·雷恩：为什么这部电影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完成呢？
王家卫：这个项目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演变过程。这要追溯到1997年，当时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连续拍摄两部电影，一部在香港回归之前，另一部在香港回归之后。其中第一部应该是《北京之夏》（Summer in Beijing），由张曼玉和梁朝伟主演，但我们无法与电影局就在北京的拍摄达成协议，因此不得不放弃。但是，演员们仍然非常支持我，我也不想让这个项目夭折。因此，我当时的想法是继续拍摄《北京之夏》——只不过「北京」现在变成了澳门的一家餐馆。这从而衍生出了拍摄一部关于食物的电影的概念，我们想出了三条故事线，一条关于厨师，一条关于60年代的作家，一条关于熟食店的老板。不过当时张曼玉正准备要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合作《艺伎回忆录》，所以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完成它。我们首先设计了关于熟食店老板的故事，然后转向关于作家的故事——这时我意识到，关于作家的故事才是我唯一真正想拍的故事。
这个故事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起初我们觉得它应该只以1962年为背景，然后又把它延展到了1972年结束，跨越两个人的十年生活。但经过14个月的摄制，我们意识到不可能拍出这样规模的电影。所以我们舍弃了70年代，决定在1966年为故事划上句号。
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思考结局是什么样的。它只是一个关于两位主角的爱情故事吗？最后我认为它应该不止于此。它是关于一个时期的结束。1966年是香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内地发生的事件也产生了很多连锁反应，迫使香港人认真思考他们的未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40年代末从内地迁徙过来，过了将近20年相对平静的新生活——突然间，他们开始觉得他们的生活必须再次向前看。因此，1966年是某些事情的结束，也是另一些事情的开始。
汤尼·雷恩：你为什么前往柬埔寨拍摄这部影片的结尾？
王家卫：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意外。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来与影片的其他部分形成视觉对比。这有点像为室内乐谱曲；我们需要做一些平衡，加入一些关于自然或历史的东西。当时我们在曼谷拍摄，所以我们去看了城里所有的庙宇或佛寺，但没有找到足够满意的。我们的泰国制片主任建议我们去吴哥窟。我以为他疯了，但他向我们保证，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我们只能抽出五天时间，因为还要马上回到香港进行后期制作，而且戛纳电影节也迫在眉睫。感谢我们的制片经理的关系，我们在48小时内得到了柬埔寨政府的许可。当时还是柬埔寨的新年期间。我们本应只拍一天，但最后在那里呆了三天。偶然间我发现戴高乐在那一年访问了柬埔寨，于是我就想把这件事放进影片中。戴高乐是即将消失的殖民历史的一部分。
汤尼·雷恩：在剪辑过程中，我看到了陈太太（张曼玉饰）在吴哥窟的一场戏：周慕云（梁朝伟饰）在一个日本导游身上看到了她的身影，并且想象着与她的对话。但这并没有出现在成片中。
王家卫：我们之所以原本只计划了一天的拍摄，是因为我们只需要一场戏——就是现在留在影片中的那一幕。但张曼玉不想错过游览吴哥窟的机会；她甚至自愿作为剧照师同行。后来，我们觉得既然她在场，不妨让她多拍一些镜头，或许会派上用场。我正在考虑把我们一些未使用的拍摄素材发布在我们的网站上。
汤尼·雷恩：你曾经说得很清楚，许多配角都有着不轨的性关系，但这对关系暧昧的主角却尽一切可能压抑对彼此的感情。你甚至剪掉了他们做爱的一幕；相反，你让他们在出租车上手牵手，暗示他们将一起过夜。他们的压抑和那个时代的氛围有什么联系吗？
王家卫：我在最后一刻剪掉了那场性爱戏。我突然觉得我不想看到他们做爱。当我告诉张叔平这个想法时，他说他也有同感，只是不想开口！让我在这部电影上花费了这么长时间的一大原因是我沉迷于它——特别是沉迷于它唤起的情绪。我最想捕捉的是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比现在更微妙的时代。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不想拍一部关于外遇的电影。那样太无聊，也太容易预测，而且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要么他们一起离开，要么他们放弃对方，回到自己的生活。我感兴趣的是在这个故事中所展示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相互关系，以及他们保守秘密和分享秘密的方式。
汤尼·雷恩：为何两人的配偶都未露面？
王家卫：主要是因为他们要扮演各自的配偶可能在做什么和说什么，以及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换句话说，我们要在一对情侣身上看到两层关系——奸情和被压抑的友谊。这是我从胡里奥·科塔萨尔那里学到的技巧，他的小说总是有这样的结构。这就像一个圆圈，蛇头与蛇尾相衔。
汤尼·雷恩：这与影片复沓、变奏的风格也是相关的吗？
王家卫：我试图展示变化的过程。日常生活总是俗套的——同样的走廊、楼梯、办公室，甚至是同样的背景音乐——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在不变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变化。正是重复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变化。
汤尼·雷恩：你此前曾在《阿飞正传》中展现过60年代，你在最新的导演阐述中提到，这部电影可能回答了「《阿飞正传2》会是什么样的」。你如何看待这两部电影之间的关系？
王家卫：对我来说，《阿飞正传》是对60年代的一次非常私人化的重塑。不过，在《花样年华》中，我们有意识地试图重塑现实。我想谈谈当时的日常生活，关于家庭条件、邻居和一切。我甚至为拍摄期间制定了一份菜单，不同时令有不同的菜肴，并找了一位上海阿姨来做这些菜，以便演员们在拍摄时就能吃到这些菜。我希望影片中包含所有那些我熟悉的味道。即使观众可能不会注意到，但这于我而言有着厚重的情感意义。当我们一开始拍摄1962年的场景时，张叔平问我，我们是不是终于要拍《阿飞正传2》。我永远不会按照最初的设想拍摄一部续集电影，因为那个故事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但在某种意义上，我现在觉得《花样年华》可能就是《阿飞正传》的续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