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洛奇：工人電影的守護人
宗城
很少有導演比肯·洛奇更執着于呈現工人階級。他是當代英國傑出的電影從業者，被電影史學家格雷戈爾譽為“新現實主義中間最重要的導演”。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肯·洛奇就作為電視導演替BBC拍攝劇集，但真正奠定他電影之路的作品，是1969年的《小孩與鷹》。此後，肯·洛奇沿着寫實主義的路子邁進，相繼拍出了《秘密的檔案》、《底層生活》、《我是布萊克》、《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等電影。他的電影飽含社會關切和批判意識，忠實地記錄了當代工人階級的生活，他呈現權力關系裡的弱勢一方，但并不把他們符号化，而是采用寫實筆調，将個體悲劇背後的社會問題擺在台面。直到八十歲，肯·洛奇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創作力，他并未因年邁而溫和，而是“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到如今，肯·洛奇已經是當之無愧的電影大師，後人研究今日的工人題材電影，他都會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
在電影處女作《可憐的母牛》裡，肯·洛奇就表現了他傑出的人物塑造能力。這部電影以一個底層女孩為主角，她和竊賊結婚并生下孩子，但竊賊随後入獄，她自己的生活也一次次遭遇危機。肯·洛奇塑造的并不是一個符号化的底層人物，他呈現女孩的欲望，也表現她在面對生活苦難時的樂觀和堅韌。她眷戀肉體歡愉、物質财富，但物質不會使她堕落，當她被負心漢傷害，獨自養育年幼的兒子，面對生活的重負，她依然高昂着頭，笑對人生。肯·洛奇在塑造女性時有難得的共情能力，他擅于發現小人物的美好一面，而不是以精英的視角去傲慢審視，這使得他電影裡的主角雖然平凡，卻閃耀出不亞于英雄的動人光芒。
1960年代，肯·洛奇拍出了他職業生涯的第一部代表作《小孩與鷹》。這部電影将工人階級離愁與大英帝國的衰落并置，通過“小孩與鷹”這麼一個具有寓言性質的故事，呈現出戰後英國工人階級的痛苦與迷茫。
影片的主角比利出生于一個依托煤礦工廠發展的小鎮，在産業結構調整的沖擊下，這座小鎮走向衰敗，工人階級家庭承受着失業的打擊。比利的家庭也面臨父親出走、母親失落的僵局。肯·洛奇以小見大，将比利的家庭作為英國工人階級失落的喻體，父親出走，象征着以煤礦工廠為代表的舊工業時代的逝去，而在工廠工作的哥哥情緒日益焦躁，也折射出1960年代英國工人階級整體的精神迷茫。
二戰結束後，曾經的日不落帝國面臨不可挽回的衰落，戰後一代站在廢墟上，一度面臨“生活意義感的缺失”。《小孩與鷹》勝過一般工人電影的原因在于：它不局限于對工人階級傷痛的探讨，還用高明的隐喻方式，揭示出了英國戰後一代共同的精神危機。電影中，比利抓到一隻小鷹，他把馴鷹作為自己壓抑生活中的一件趣事，肯·洛奇用細膩的鏡頭語言，以反複出現的密集房屋、高大煙囪、狹窄街道和阻礙人道路的籬笆為符号，昭示出比利窒息般的生活，而他唯有奔向自然，在馴鷹的片刻，他才能短暫逃離，擡頭看見清澈湛藍的天空。
《小孩與鷹》是一部樸實無華的電影，卻成為戰後英國電影的一座裡程碑。它被業界公認為1960年代英國最重要的幾部電影之一，究其原因，這部電影發揚了戰後英國“自由電影運動”所宣揚的獨立、鋒銳、介入現實的價值取向，它用真摯誠懇的鏡頭語言、巧妙的象征性叙事，呈現出一代英國人的失落與仿徨。
以《小孩與鷹》為标志，肯·洛奇的電影路線基本确定。往後五十年，他最重要的幾部作品基本都沿着《小孩與鷹》的道路去前進。這些電影的主人公多是工人或失業者，生活在新一輪全球化發展、跨國企業擴張的背景下，例如《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的平台零工、看護女工；《我是布萊克》裡的木匠工人；《天使的一份》裡犯事的無業青年；《尋找埃裡克》裡的郵差；《甜蜜十六歲》裡涉及非法交易的青年；《面包與玫瑰》裡擔任清潔工人的瑪雅等，其中對當下最具有針對性的，當屬《我是布萊克》和《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
《我是布萊克》證明了肯·洛奇不隻會用悲天憫人的方式來表現痛苦，在這部電影中，他采用了幽默劇的方法，讓觀衆在歡笑之餘，更真切地感受到英國繁瑣的官僚制度、虛僞的福利制度對社會底層的殘酷。
這部電影的主角是一個大半輩子努力工作，晚年依舊陷入困窘的工人。他無兒無女，因為心髒病而停止工作，本指望靠殘疾救濟金挺過難關，可他沒想到，當局為了減少社會福利開支，連他的殘疾救濟金都設法剝奪，他先是被政府派來的“專業醫療人士”坑害，殘疾救濟金被取消，随後在申請上訴期間，他申請待業救濟，又被繁瑣的官僚體系一次又一次玩弄。他為這個國家奉獻一生，這個國家的關鍵系統回贈以冷漠。絕望之下，布萊克選擇反抗，最終悲涼地死去。
《我是布萊克》以辛辣的方式批評了英國的官僚系統和福利制度，這部電影也為肯·洛奇赢得了戛納金棕榈的榮譽。影片中有一句話:“我見過多少像你一樣的好人，因為不配合而最終淪落街頭。”其實，肯·洛奇的電影何嘗不是一次次追随那些不配合的人、“像你這樣的好人”，在這個倔強老者的内心，始終存留着不向僞善、冷漠機制妥協的勇氣，他一輩子站在反抗者那一邊，将被系統遮蔽的話語，從地底打撈出來。
與《我是布萊克》一樣，《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也是非常動人的一部電影，也是當下直觀數字平台零工困境的電影之一。肯·洛奇用寫實的技巧完成了一個隐喻故事，他所記錄的不隻是英國底層工人的困局，也是這個時代所有困在“系統”裡的人的困局，這個故事如此具有普遍性，就發生在我們身邊，以至于不需要任何解讀門檻，《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都能直擊人的内心，使得觀衆去思考——造成系統裡的人無法停下來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我們都在過上一種倦怠而不幸的生活，卻對此無能為力。
影片的主角是一個零工家庭裡的父親，為了讓一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他加入了一個大數據零工平台，無保障協議，一周無休，每天奔走在送快遞的路上。被算法制定路線，被系統監督，超時就會發出嘟嘟嘟的警報，被客戶投訴會被扣錢，請假無人代送也會被扣錢，一個工人連續幹活十四天，因為抗議工頭而被譏諷為“愛抱怨”，主角在路上遭遇搶劫，多處受傷，工頭最先過問的不是他的狀況，而是要求他補償損失。此情此景，像極了中國外賣騎手的處境，但肯·洛奇早在去年就描繪了出來，并直指零工艱難背後的原因——算法支撐的系統将人變成機器，而缺乏對人的基本關懷。
缺少對零工保障的法律條文的市場，它的“優勝劣汰”式競争加劇了每個人的“加速”，企業為了不被淘汰而“加速”，個體在缺乏議價權、休息權的情況下，為了不被辭退而“加速”，而當每個人都在加速，加速所帶來的就不是整體幸福，而是整體倦怠，進而導緻人們對這種催吐式競争的懷疑。
《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呈現出來：很多民間的暴力——成年人突如其來的崩潰，少年看似無因的反叛，乃至一個人的自毀、消失，看似是偶然的，其實是一個對底層打工者缺乏基本人道、缺乏保障的系統的必然。例如在電影中，正是由于父親為了家庭生計，早出晚歸的工作，導緻子女缺乏父親的陪伴，在他們成長中最需要父親的時候，父親的缺席，造成了他們的失落與行動上的回應。
而電影中母親一角，她承擔的看護工作，也為觀衆揭開了英國老齡群體的孤獨境況，在社會高速發展的情況下，許多老人卻有被落下的處境，大數據，互聯網，年輕人快速學習的東西，老年人卻需要很長的周期去适應，而更為關鍵的，是當他們的子女投奔到這種加速的競争中，他們的孤獨由誰治愈的問題。看護這一工種，就是為此而生。但是，母親幫助他人照顧老人，自己的家庭卻剪不斷理還亂，她和丈夫一樣，受到繁重工作和家庭陪伴無法兼顧的困擾，而問題在于，為什麼他們如此努力，收入卻仍不及那些高官政要、資本巨頭、房地産商的零頭。
肯·洛奇呈現的是一種多米諾骨牌效應，在大數據和算法結合的時代，科技帶給人的已未必是福音，而是一種困在系統裡倦怠打拼直到崩潰的惡性循環。數字平台造就大量的零工經濟，企業利用零工減少成本，擴大生産效益，并且利用平台的壟斷優勢，逼迫傳統線下商家也不得不加入其版圖之中，其結果是利益的大頭給了平台及其背後的高層，零工為此(且難以有其他選擇)付出高風險勞動，其收入卻趕不上物價上升、房地産泡沫的速度。平民百姓要的有時很簡單，家庭、房子、教育和醫療，可如果每一個都成本高昂，而自我的勞動貶值，那麼在一個投機的收益明顯高于勞動的社會裡，大範圍的倦怠與幻滅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佛系和過剩競争看似截然不同，卻是功績社會的一體兩面，所謂“消失”、“退出”，是在厭倦了這一套一代又一代延續的競争法則及其背後的權力話語後，個體所能做出的最後的反抗。
肯·洛奇的電影不僅針對英國，在今天中國的語境下也一針見血。隻有看完這部電影，再回想片名，才能感受到短短幾個字背後的痛惜。《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但現狀并不是難以改變，所能做的，也不隻是後知後覺的惋惜，隻有從根本上挑戰功績社會的評定标準，去推動針對算法與大數據平台的改良，從法律、經濟和監管上維護勞工的權益，才能減少《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式的悲劇。
在保守黨占據上風的英國，肯·洛奇并不掩飾自己的政治立場。他把電影作為介入世界的一種手段，是“向權貴進行的演講”，也是在名流雲集的藝術殿堂裡，為無産者發出聲音的媒介。在社會主義退潮、新自由主義一度成為潮流的九十年代，肯·洛奇就緻力于拍攝呈現打工者困境，反映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電影，而如今，當“曆史終結論”成為僞命題，全球化再度受到嚴峻挑戰時，肯·洛奇通過《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等電影，展現了當代社會普遍的零工模式，以及在這背後深刻的階級固化、社會區隔、下層居民缺乏保障等問題，這看似陳詞濫調，但肯·洛奇細緻入微地為我們呈現:這個零工體系是怎麼運作的，它又是如何把人變成機器，步步貶損人的生命價值。用導演自己的話說，他呈現這些問題，是為了激勵觀衆尋找另一個世界，一個“新自由主義”以外的世界。
多年以前，肯·洛奇曾拍過一部紀錄片叫《1945年的精神》，在那部片子裡，他展示了戰後英國的重建。在當時，工黨上台後推行一系列以經濟計劃化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改革政策，以求推進英國經濟的恢複和重建。但自撒切爾執政後，那段工黨執政的曆史被淡化乃至污名化，保守黨利用傳媒宣傳撒切爾的功績，但立場先行地抹黑工黨自1945年以來的經濟方針，将政府調控與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裡的計劃經濟政策聯系起來，将增加社會福利、保障工人權益的弊處放大，令人更加體認“增加福利導緻工人偷懶、工作效率降低”的企業家邏輯。肯·洛奇希望回顧戰後英國的重建，探讨那一時期的“社會主義”精神如何影響了英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進而為那段工黨執政的曆史“去污名化”。
但是，擺在肯·洛奇和左翼電影人共同的問題是，在今天呈現底層困境已遠遠不夠，左翼不僅需要展現社會的分化，還需要去回應，為什麼在貧富不均、社會階層愈發分化的國家，左翼政黨卻沒有得到更高的支持度，反而在多個國家遭遇保守主義的沖擊。
就以英國為例。特蕾莎·梅之後執政的是保守黨黨魁鮑裡斯·約翰遜，即便疫情防控不力，保守黨依然在政黨競争中處于領先地位，而工黨卻面臨目标選民的流失，前工黨領袖科爾賓因“涉嫌歧視猶太人”的言論黯然離場，繼任的是一位溫和型的調和人物。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當下，保守主義和折中派更受選民歡迎，左翼政黨的主張則被視作“激進”、“社會主義傾向”而遭受質疑，這在自由主義傳統深厚、恐共心态揮之不去的英美尤其明顯。因此，對于這一代左翼電影人來說，除了去呈現受壓迫者的生活，探明他們中的部分人為何對左翼政黨失望，也是一個值得深入的方向。
肯·洛奇有自己鮮明的關注領域，以緻遭受誤解。有批評者認為他的創作愈發重複。沉浸于拍攝“工人苦難叙事”，但沒有挖掘出新的東西，甚至将他的作品譏諷為“工人階級傷痕文學”。但觀衆如果仔細對比肯·洛奇的電影，會發現從《小孩與鷹》到《我是布萊克》，再到《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他一方面忠實于對社會底層的關照，但另一方面，他拍攝的不再隻是反映傳統工業衰敗、工人下崗、批判官僚主義等這類老生常談的議題，還有新興的平台資本主義問題，企業家如何利用算法和大數據建立新的壟斷方式，将工人變成肉身機器。
肯·洛奇揭示了一種當代奴役術，這是一種相比十六世紀更隐蔽、更合乎法規，卻在本質上同樣野蠻的奴役方式。《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的結尾，男主人公即便受傷，依舊駕駛着飛馳的貨車，為了支撐一家人的生活，他甘願接受算法平台的奴役。當他開進隧道，我們不知道黑暗中發生了什麼，但可以感受到，在那一刻，人類的痛苦其實如此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