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時常在想，社會學專業到底帶給我了什麼？坦白的說，我并不是一個好的社會學學生，對概念從不記憶背誦，對理論更是囫囵吞棗。
但幾年的社會學學習至少教給我了一樣東西——它讓我對社會學議題更加敏感，或者更淺顯的說是讓我對“社會學”這個詞更加敏感。
社會學家、社會學者，這些詞在生活中似乎很“泛濫”，在上大學前讀到這些詞我肯定會草草略過，畢竟它不像經濟學(狹義)、政治學(歧義)那麼專業，好像任何專家都可以被稱為社會學家。
隻有在相對深入的了解社會學史之後，才能勉強分清内部的派系差異和鬥争過程；有了些哲學底子才敢繼續追根溯源，區分不同社會學家的古典起源——原來社會學家和社會學家之間也可以有如此不同。
這好像是一種自然而然的“他者”意識，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成為當事人之前真正做到感同身受，即便他認為自己可以。
同理，如果不是社會學相關專業出身，極少有人會在意李英愛飾演的女主蘇菲在片頭被韓軍司令介紹為“人類學家”。
編劇有意賦予蘇菲的身份頗有對“主體性”概念的思考——表面上她是韓國裔瑞典籍中立調查員，實際上其父親卻是朝鮮戰争中七十六位既沒有留在韓國，也沒有回到朝鮮，還被中立國瑞士拒絕入境的朝鮮俘虜之一。
如何實現價值中立是值得考慮的問題，更現實的是，這樣特殊的身份沖突不可避免的導緻了蘇菲在調查真相的過程中造成兩位軍士的相繼自殺。
人類學家一直在試圖研究某些群體，而隻有充分介入他們的生活才能真正研究清楚。那麼這種研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會對他們原有的生活産生影響呢？
《變形記》中農村孩子在交換結束後的迷茫是一例，睡橋洞的流浪漢在新聞報道後被城管趕走也是一例，更不提百年前愛斯基摩人在拍攝完《北方的納努克》後餓死的慘劇......
在組織和策劃過一些大型活動之後就會發現，有時一念之差可以讓一個平庸之輩順勢平步青雲，也有時卻會導緻一個有精明才幹的人的早夭。蝴蝶效應的影響遠比想象中的大得多，很多事情在回首複盤時總是有迹可循。
我們是否應該研究？我們是否應當報道？我們能否公開發表？道德感的壓力始終讓我在做新聞報道和内容傳播的過程中緊繃着一根弦——我不願意傷害任何一個本質善良的人，即便他在某些特定的場合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
這種負罪感并不隻出現于對負面消息的報道中，有時候也會對正面消息的生産造成困擾。三周前因為工作需要采訪了一位行業專家，我的本意是讓他有價值的工作被更多人知曉，但他卻說這樣會讓同事産生嫉妒心，不利于後期工作的開展。
社會發展讓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同步越來越困難，不同平台、不同群體之間因為意識形态的厮殺是我最不忍看見的。其實他們背後往往信仰相同的普世價值，但身份政治無疑加深了他們的矛盾。
逃無可逃，或許我本不适合從事内容行業，隻是陰差陽錯走上了這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