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墜落的審判》對我來說是一部不太好進入的電影，開篇女主在客廳和來訪者侃侃而談時，還以為這是一部作家訪談片。貫穿全片的主題曲《PIMP》突兀響起，超高的分貝加持下，原本輕快的爵士曲調也顯得張牙舞爪，蠻橫侵占着視聽空間，對談無以為繼，女主隻能和來客面面相觑。随後她們外出，碰見帶着導盲犬散步的獨子，導盲犬循着血迹找到墜樓的男主人。阿爾卑斯山的冬天上下皆白，雪地上的紅因此格外刺目，當我尚未意識到倒在雪地裡的男人是女主Sandra的丈夫Samuel時，庭審已經開始了。

本片的獨特之處在于，落腳點是審判而非墜落本身。 “真相”本身并不重要，叙事核心在于審視嫌疑人女主是否具備作案動機。

女主由于自身的種種特質，使得陪審團的衆人對她缺乏信任: 她打扮利落而氣質冷淡，具有雙性戀的酷兒身份以及多次出軌同性的複雜情史，加上德國出身的異鄉人身份和并不熟練的法語表達，使得她在庭審過程始終保有某種局外人的疏離感，并處于被隔離、被懷疑的位置。

對非典型女性的刻意塑造，使《墜落的審判》在表面異性婚姻叙事之下，完成了一次對傳統異性戀規範的酷兒化處理。審判的過程不僅是一次司法程序的展開，更是一場關于親密關系與性别角色的道德審查。外界對于女主“動機”的揣測，深深植根于對傳統婚戀模式的期待之中，當危機發生，系統會優先對親密關系中的非典型女性群體進行拷問和審視。女主被迫反複辯白的過程是一次向内延伸的反思，不僅挑戰了語言和叙述的邊界，也揭示了親密關系的脆弱，以及婚姻生活中的複雜和博弈。

随着庭審推進，丈夫生前與女主最後一次争吵的錄音被作為關鍵證據呈堂，這段吵架戲也是本片最精彩的片段之一。錄音中呈現的并非明确的暴力或威脅，而是長期累積的失衡：男主受困于事業的停滞、創作的焦慮、家庭分工的挫敗，并流露出在關系中逐漸失去主體位置的痛苦。女主與丈夫的相處模式，因而不再隻是私人選擇，而被轉譯為她是否“應當為對方的失敗負責”的道德問題。

本片在家庭分工與情感責任層面的性别意識尤為尖銳。丈夫所面臨的困境——事業受挫、照料家庭、主體性受限——在現實中并不陌生，甚至恰恰是許多女性長期承受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處境；她們的犧牲往往被自然化為伴侶成功路徑的一部分。然而，當這種結構性失衡落在男性身上時，卻迅速被體驗為難以承受的挫敗，甚至引發嚴重的心理危機。影片中，丈夫對自身處境的憤怒與控訴，并未指向制度或結構，而是轉而投射為對妻子成功的怨恨。面對其情緒失控，女主冷靜地将問題指認為“他的失敗”——并非因為她的成功本身，而在于他缺乏自主支配時間與承受挫敗的意志。這種回應将丈夫的困境從婚姻内部剝離出來，拒絕為其承擔額外的情感責任，也迫使其指控最終回到自身的無能。

值得注意的是，丈夫本人在整部影片中幾乎完全失聲。他沒有完整的自我陳述，隻能通過他人的轉述、證詞和一段被剪裁的錄音片段存在。而他生前在女主不知情時錄下的争吵片段，是否曾被有意保留為對女主不利的控訴，這種陰謀論的叙事想象令人不寒而栗。影片中真正替代他位置的，是那隻始終沉默的狗。孩子在作證時提到，父親曾将自己的處境比作那隻狗——被照料、被需要，卻無法真正參與關系的決定。

不過，孩子的證言也不再承擔還原真相的功能。“視力障礙”仿佛是對孩子立場的隐喻：他未曾目睹父親墜亡，無法掌握完整事實，所能提供的隻是自己選擇相信、也必須相信的那部分現實：承認父親的脆弱與悲傷，明示父親存在自戕傾向，同時以這種叙述方式，為母親撤銷“明确的殺害動機”。這并非司法意義上的證詞，而更像是一種生存策略下的叙事選擇。

當最後女主勝訴并回到家中，躺在沙發上休息時滿臉疲憊，這場勝利來得異常艱難，卻沒有任何獎勵。當原本私密的婚姻細節被迫置于公共空間反複放大、拆解和讨論時，浪漫愛所依賴的叙事迅速瓦解，婚姻生活的瑣碎、失衡與挫敗被赤裸裸地暴露出來。已經無關乎事實真相和過往相處細節，隻有一次又一次選擇性剪裁的叙事，它們将情感與回憶解離。那隻象征丈夫的邊牧躍上沙發，安靜地躺在女主人身邊，仿佛是維系家中溫情的最後一根細繩。這又讓我想起了《面紗》裡丈夫對妻子無奈地控訴：“最後死的卻是狗”。死亡并未帶來和解，隻剩某種怅然若失。


1.2記于廣州


（本文部分參考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