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平民视角探讨陆港关系的影视屡见不鲜，如《过春天》、《金都》等，它们往往在紧张的剧情中凸显两地人文环境的差异。而在《人海同游》这部双城记中，导演蔡杰在这部两段式的电影作品中，凭借编排巧妙的意象系统、各具特色的视听语言、多元深入的人文关怀、空间本位的群像塑造等方式，通过女主角麦婉婷（林冬萍 饰）——一位地道的广州女孩的故事，深刻揭示了广州与香港两座城市独特且相互交织的人文气质。 《人海同游》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在一场揭露尘封秘密的意外之后，麦婉婷从广州步入她陌生的香港，开启了一场寻觅父亲（太保 饰演）和记忆的旅程。与戏剧化甚至奇观化陆港人文差异的大多数作品不同的是，本片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导演在纪录片创作领域的经验和一个弱戏剧性的故事文本，以“体验流”的影像强调主角对两座城市的主观感知。而创作者分别采取了不同方式展现这两段体验，为两座城市赋予了不同的角色和情感色彩。
...对于电影而言，“编排空间”并不意味着全面地、图鉴式地拍摄这两座城市，否则各种地点的主次秩序会遭到模糊，空间只能成为空洞的定语。对于物件的编排亦然如此。在这一方面，《重庆森林》是很好的正面案例，王家卫将充满异域色彩的、喧闹繁华的重庆大厦选作影片背景，凭借凤梨罐头等符号，铺设出两段后现代的爱情故事。本片很好地沿袭了这种方法，凝练地选择了极具代表性的市民空间，并有机地组织了两套以物件为中心的符号系统。
在广州部分，意象倾向于展示其象征性。如郑板桥在论述意象的时所言的“烟光、日影、露气”，强调意象对经验世界的统摄性。对于主角麦婉婷而言，广州是她熟悉的、可自由穿行的故土。在一系列看似随意的车辆主观镜头后，观众得以进入主场景——环城高速边的居室。象征公共性的汽车噪音涌入私密空间，红色塑胶凳、收纳针线的月饼盒等物件点缀着这处小家——此时的广州是她的广州。不难看出，摄影机避开了茶楼等公共空间，而是通过一系列常出现于家庭空间中的形象，不断调动观众关于“居住”的生活体验。与主角共享生活空间，也促使观众代入她的视角，从她的眼睛发觉平静生活下的暗流涌动，更感知到广州平易近人的生活色彩。
到了香港部分，意象更倾向于抒情。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麦婉婷化身异乡之客，即使抵达了狮子山和天星码头等公共场所，油麻地果栏仍然被作为她探寻身世之谜的主场景。作为舶来品的水果，与英文名“Borrowed Time”（借来的时间）遥相呼应，这也对应着麦婉婷复杂的身世和她身份认同的迷茫。在另一方面，简易的风向塑料袋与香港无常气候紧密相连，反映出麦婉婷对旧情人不断动摇的心境。但更多的元素，如食梦貘、Senoi（马来西亚原始民族）录像、泉州南音等，更接近于被一名游人随机观看到的非典型性景观。它们的“被看见”没有瓦解固有的钢铁森林城市形象，但在一定程度上反证了香港市民文化的多元性。
...影片拍摄期间正处疫情高峰，剧组只有核心主创得以赴港。因此，本片实际是靠穗港两班摄制团队完成的。同时，于导演而言，“婉婷这个角色的所思所感”是重要的创作元素。穗港双方在生活经验和创作模式上的区别，正有利于划分出不同的视觉风格。
广州部分存在着基调上的明暗转折：开场的郊游场景充分利用了暖调自然光，在柔光镜下捕捉出温暖、明媚的画面，突出了人物在自然环境中的闲适与亲密，也令北回归线上炎热、湿润的气候得以影像化。紧接着，镜头前的居室被拉上窗帘，画面转向暗调。观众先是感知到安全感。不久，随着意外发生，一向固定的摄像机转向手持状态，直观交代了主角面对危机时的焦灼，也暗示了这个家庭背后的秘密重重。其中，长焦镜头和浅景深让人物和背景之间显现出明显的隔阂，暗示着主角和熟悉环境发生疏离，这正是她赴港的内驱力。一座被本地人生活经验过滤的、亲近又带些沉闷的广州得以呈现。
进入香港部分，影片基调并未因为麦婉婷的初步行动而改变。阴雨天沿袭广州居室中阴郁的光感，钢铁丛林更带来一抹冷色调。在出租车和酒店等场景出现了大量封闭式构图，折射出麦婉婷初来乍到的压抑与不自在。直到她与鱼生（欧阳骏 饰演）重逢，一段画面模糊、剪辑跳跃的闪回桥段使得穗港两城产生叠影。自此，广州的暖色调也得以移植到香港。她在当下和过去的体验发生交融，卸下心理防备，以冒险的姿态开展行动，但是，在香港部分，摄影机通过相对更大的景别和景深，从游人视点抓取到更多碎片化信息，诸如街市上形色的市民和琳琅的商品，这符合游人对陌生城市开敞的观看方式，也对应着麦婉婷在探寻前史时的复杂处境。
与视觉方面大有不同，本片声音策略存在着高度统一性。最有象征性的是麦婉婷戴上耳机的一刻，左右声道先后停止输出。此类高强度的声音设计遍布全片，再如大量场景一反常规地使用后期声，使得客观空间的许多噪音被剔除，仅仅保留了除对白外一部分具有符号性的声音元素，如广州蝉鸣、车流声，还有香港的电台声、汽笛声。这与浅景深镜头的运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疏远人物与背景，从而使视点牢牢绑定在主角身上，进一步增强了叙事的主观性，使主角的内心世界向外投射，发散地对两座城市进行体验。
...本片虽以《人海同游》为题，但从主角林冬萍的视角出发，虽然所有配角和主角都有着血缘上、情感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犹如漂泊中遇见的过客，一旦出画便不再返场，并不存在长久“同游”的对象。甚至在达成“寻父”的戏剧目标后，故事便落下帷幕，不再赘述后续。当配角的重要性被降低到一个程度，本片对主题的呈现——即上文所言，一个人自我认识的旅程——便会更进一步。这般奥德赛式的群像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剥离了配角的自主性，导致配角刻画单薄，但未必会导致主角视点的僵化。相反，借方言和身份为纽带，将人物与场域进行深度绑定，一方面有利于对配角形象的高效刻画，增加影片的叙事容量；另一方面通过人物为城市的公共场所赋予性格色彩。这样的处理方式同样见诸于维姆·文德斯导演的超长剧情片《直到世界尽头》。但相较于后者神话的、混沌的素材组织逻辑，本片更倾向于以温吞的语调组接通俗视觉形象，用意蕴深刻的潜台词牵引出彼此的微妙联系。观看者亦在不经意间窥见两座城市模糊的样貌——一座熟悉而温润，一座陌生而喧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