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尹清露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對于弗蘭克·赫伯特的《沙丘》，坊間有兩種雖不一緻卻不沖突的評價。一種聲音認為，赫伯特創造出了複雜瑰麗的科幻世界：生态環保、中東戰争、LSD藥物與超驗體驗，這些都經由厄崔迪家族的星際旅行被糅合在一起。《科幻界漫遊指南》指出，當許多六十年代的美國作家還在産出過目即忘的硬科幻作品，《沙丘》猶如枯竭氣候中盛開的鮮花，成為了經久不衰的經典。
另一種聲音指向叙事的保守和陳舊。主角保羅·厄崔迪跟着家族空降到一個異國沙漠星球，被當地人視為救世主，成功帶領衆人推翻了哈克南人的統治，成為了傳說中的“李桑·阿爾-蓋布”。而由于《沙丘》在地緣政治上跟現實有頗多相似之處，小說受阿拉伯穆斯林啟發塑造而成的弗雷曼人形象，也常常被指責為浪漫化的東方主義，他們總是要靠一個白人彌賽亞來拯救自己。
...丹尼斯·維倫紐瓦的電影《沙丘2》近來備受贊譽，卻基本與劇情無關，而往往是因其極緻的IMAX視覺效果、堪比時裝走秀的美學設計。對他的采訪也基本由此展開，比如如何在自然沙漠中還原真實的光線、拍出真實的風景。這位導演想必會同意後結構主義哲學家吉爾·德勒茲的看法——當傳統的叙事範式走向終結，電影可以提供的是一種“純粹的光學和聲音情境”；電影不再用來表現已經被解碼的現實，而是擊中一個總是模棱兩可的現實，偉大的電影就是要通過視聽元素來表達那“不可言說之物”。
對《沙丘2》的評論也更适合放在這一路線上加以檢視：在對原著的忠實遵循之外，維倫紐瓦的“純粹情境”到底為觀衆帶來了什麼？壯觀的視聽設計與豐富的感官體驗是否能夠遮掩故事的冗長和空洞？
01 《沙丘2》：忠實于并局限于原著，以及“公然不感興趣”
讓我們從赫伯特的原著說起。事實上，認為《沙丘》是“白人彌賽亞太空歌劇”未免過于簡化，也忽視了作者做出的諸多努力。正如《衛報》評價的那樣，每部奇幻作品都反映了其誕生的時代，《指環王》講述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二戰創傷，《權力的遊戲》是一部充滿創業精神的新自由主義童話，《沙丘》則是典型的“水瓶座時代”作品，它關注環境危機、人類的潛能，以及反抗帝國主義的可能。赫伯特作為一個不信任中央集權、自力更生的獨立撰稿人，特别希望在創作中實踐烏托邦願景。1960年，他還被介紹給著名的禅宗思想家艾倫·沃茨，兩人曾在一艘船屋旁深入交談，這也幫助赫伯特把《沙丘》從單純的冒險故事轉變為對時間性、個人身份局限性的探索。
...時間性是理解《沙丘》的鑰匙。在小說中，主角保羅經常做預知夢，在夢裡看到未來猶如“風中飄蕩的紗巾”充滿無數可能，然而随着劇情深入，保羅發現這些可能性都指向一個結局，也就是無法避免的聖戰。聖戰其實早已在曆史上發生過——名為“思維機器”的AI與人類爆發過大戰，史稱“巴特勒聖戰”，戰争摧毀了人類的文明和技術，此後的帝國政府不再允許制造思維機器。這也是為什麼《沙丘》中的人物隻能使用冷兵器，而科技的發展重點變成了用香料提升人的内在精神。
著作《沙丘與哲學：心靈、單子細胞與穆阿迪布》一語中的地指出：循環往複的曆史與開放式的時間之間的沖突，正是《沙丘》的核心。由此，我們不難讀到赫伯特的某種焦灼和掙紮，他想要在作品中帶來新的時間意識，讓保羅作為全知全能的先知同時出現在過去、現在和未來，卻因為人類想象力固有的局限，以及對曆史教訓的體悟而沒能做到。也由于原著中赫伯特對于宗教執迷、曆史循環往複的悲觀态度，在電影《沙丘2》裡，即使贊達亞扮演的契妮“人間清醒”地提醒衆人，所謂先知隻是政府的統治手段，也顯得格外勢單力薄。
...于是，保羅這一角色的悲劇性，就不僅僅是作為宇宙的救世主、卻無法阻止千萬人流血死亡的痛楚，更是作為一名人類，想要超脫于曆史循環而不得其法的無奈。這種無奈也體現在生态意識中，保羅對弗雷曼人做出保證，他會設計一個生态系統，把沙漠變成有流動水源、物産豐富的綠洲。但是赫伯特本人卻對這個夢想懷着複雜的心情，在20世紀60年代，保羅·埃爾利希的《人口爆炸》成為暢銷書，書中提出，為了避免人口增長造成的大規模饑荒，應當推崇生育控制和自力更生運動，而赫伯特擔憂這會侵蝕他所珍視的個人主義精神。
那麼，維倫紐瓦的電影是否對上述問題做出了回應？僅從叙事層面來說，很顯然沒有，維倫紐瓦對小說做出了忠實于情節的改編，也自然無法超出原作的思考範圍。隻不過有趣的是，維倫紐瓦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了與赫伯特相似的、對于時間的焦灼感。而為了超越或至少消除這種焦灼，他選擇極端放大影院中的視聽元素、為觀衆帶來沉浸體驗。正如導演在近期采訪中提到的：“作為一名電影制作人，我希望盡可能地隐身，盡力保留書中的詩意、氛圍、色彩、氣味。”
這樣的情動體驗的确可以帶給人一種與日常時間截然不同的時間性。正如布萊恩·馬蘇米在《虛拟的寓言》一書中指出的，如果說情感（emotion）是主體的、可被辨認并命名的，那麼情動（affect）就是還沒來得及被辨認的“失落的半秒”，這半秒屬于潛能的領域，主體與客體的界限消弭、過去直接向未來敞開，但是還不存在“現在”——因為一切都太快了，“現在”還來不及發生。随後，主體的意志才開始出現、被限定，進入線性的情感和行動。當觀衆聽到傑西卡夫人震懾人心的“音言”，看着哈克南主星在紅外攝像機下呈現出的黑白色調的決鬥場面，或聽着耳畔沙漠的風聲，無可名狀的情動體驗都如影随形。
...維倫紐瓦在這方面可謂做到了完美。可是，潛能畢竟隻是潛能，關鍵是潛能把觀衆帶向了何處。其結果是，對于視聽的絕對倚重，也讓《沙丘2》原原本本繼承了原著中的保守内核，甚至忽視了原作中值得進一步發掘的部分，最終流于一種空洞和虛無。
讀過赫伯特小說的讀者或許會發現，其魅力之一在于通過大量對話交流，構建了微妙多變的政治氛圍，無論是正直的保羅還是陰險的哈克南人，他們都對權力有着馬基雅維利式的敏感，經常從對方的表情和用詞中洞察更深層的含義，然後在猶豫不決中做出相應的行動。然而對維倫紐瓦來說，純粹的圖像和聲音才是電影的力量，他本人也抱怨過電視劇般的瑣碎對話會破壞電影的體驗。雖然電影和小說是不同的媒介，可人物對話的減少也使得人物的思維過程和心理活動被大大簡化，比如，小說中的傑西卡要與恐懼、憂慮以及對兒子保羅的愛和敬畏作鬥争，而在電影《沙丘2》中，她更像是美麗而符号性的“聖母”，心無雜念，隻讓兒子成為傳說中的先知。
更重要的是，原作故事充滿誘惑和分歧，在數十年間引發着不間斷的學術讨論，這些也在影片中消失了。比如，赫伯特會在章節前摘錄伊勒琅公主的作品，其中記錄着保羅的生平、帝國的曆史和政治，以此來構建一個可信的世界，仿佛整本書都回蕩着伊勒琅公主的聲音。而在《沙丘2》中，公主作為角色之一出鏡，她用錄音機寫作的畫面僅作為幾格鏡頭，碎片化地出現在了電影裡。
...書中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也被轉移到了弗裡曼人身上，并被模糊了種族特征。英美文學學者約瑟·德利迪（Yosr Dridi）看到，雖然《沙丘》原著是東方主義的，但是它至少出于一種真正理解對方的願望，小說也用了大量阿拉伯語構成了沙漠星球居民的身份和精神，維倫紐瓦的東方主義則不同，他對這些知識“公然表示不感興趣”。
02 《銀翼殺手2049》《降臨》：超越血統與線性時間
事實上，維倫紐瓦的導演策略以及在想象層面的失敗，在他的作品《銀翼殺手2049》（2017）中就已經可以看出。在《2049》的前作也就是雷德利·斯科特執導的《銀翼殺手》中，複制人與人類幾乎相同、難以分辨，電影也用大量詩意的表達确保了内在的模糊性。相比之下，《2049》一目了然，複制人被明确定義為“生物工程人類”。在這個新故事裡，原作中的瑞秋和戴克生下了一個孩子，此後瑞秋死于分娩、戴克活了下來并躲在拉斯維加斯的一家破舊酒店裡。主角K一度以為自己就是那個孩子，最終發現自己隻是複制人，于是他犧牲了生命，讓戴克和他真正失散多年的女兒重逢，最後，故事以K落寞悲傷地躺在雪中結束了。
《人類世作為電影景觀：<銀翼殺手2049>中的時間、物質與種族》一文認為，《2049》重新引入了線性、漸進的時間性，把機械人即将獲得的解放演繹成了合法、平等的家庭團聚，從而，人類血統中父子（女）傳承秩序沒有被動搖，反而被加固了。“這個故事起到了一種抹殺的作用，其中的未來隻是對過去的投射，那是一個人類不曾受到污染的時代。”
...前文提到，赫伯特的《沙丘》原著沒能成功引入開放的時間性，而此中原因與維倫紐瓦的《2049》如出一轍：《沙丘》中一個備受诟病的設定是，即使貝尼·傑瑟裡特姐妹會中的女性們都冷靜強大、充滿魅力和智慧，她們拯救人類的方式卻還是通過缜密的優生學計劃，生出一個基因完美的男性繼承人。對血脈出身如此看重，無怪乎赫伯特無法逃離曆史的循環。但是正如學者唐娜·哈拉維（Donna J. Haraway）在《賽博格宣言》中指出的，能夠帶來認識論乃至本體論動蕩的，反而是一種機器與有機體的糾纏：“機械人作為軍國主義和父權資本主義的非法後代，對自己的出身極不忠誠。畢竟，他們的父親是無足輕重的。”
我們或許可以說，隻有真正意識到主體與客體、人類與機械界限的消弭，維倫紐瓦試圖在他的電影中呈現出的情動體驗，才具有它應有的變革力量。不然，其結果就會像加拿大政冶哲學家布來恩·馬蘇米（Brian Massumi）在《虛拟的寓言》中所說的：半實現的行動和表達像海上波浪一樣出現，然後，大部分立刻返回顯性意識的大海，再也尋找不見了。
維倫紐瓦的另一前作《降臨》（2016）也與《沙丘》共享了同樣的主題，然而這部改編自特德·姜的科幻小說卻能為我們提供更多啟發，在母性、語言和時間性上，它都進行了獨具匠心的思考。在電影中，語言學家路易斯通過接觸外星生命“七肢桶”、學習外星語言，獲得了超越線性時間的感知，從而得知了未來丈夫會離開自己、女兒将早早死去的宿命。路易斯與《沙丘》中的保羅同樣能夠預知未來，也同樣面臨“當你已經知曉結局，該如何說服自己活下去”這一議題。
...在《沙丘》中，姐妹會雖然重視生育的作用，生育卻隻是維系統治的手段，她們也十分看重“追求主宰還是毀滅”的對立，老聖母經常急切地警告傑西卡，如果關鍵血脈沒能得到挽救，那就會演變成全面戰争，保羅就這樣被不情不願地當上了救世主。而《降臨》講述了一個不同的故事，一個放棄了自由意志與選擇的故事。維倫紐瓦曾在The Verge的采訪中提到，故事的關鍵不是路易斯是否選擇生下孩子，而是她“别無選擇”：“即使她知道這一點，那要如何讓自己擁有生下孩子的喜悅？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更有力量的想法。”
也正是這種别無選擇的被動狀态，打開了另一種時間意識。姐妹會成員經常急急忙忙、謀劃布局，老聖母在《沙丘2》中有句台詞就是：“我們從不希望，我們計劃”（We don't hope. We plan.），她們的理念與《降臨》中負責調查外星人的軍隊更為接近——路易斯被聘請去破解七肢桶語言之謎後，也經常被軍隊催促“我們沒有時間了，要盡快得到答案”，路易斯則希望耐心地與七肢桶交流。她也更願意承擔接觸陌生事物的風險，在所有人都穿着防護服、害怕被外星人污染時，她會脫下防護服和七肢桶交流，在被動中讓關系性本身浮現出來。
多倫多大學文學教授娜奧蜜·摩根斯坦（Naomi Morgenstern）認為，路易斯的形象體現了一種反霸權的時間性等待，也是對根深蒂固的陽剛主體性的挑戰。她也引用女性主義作家瑪吉·尼爾森的話提出，這體現了一種更加符合女性懷孕的倫理觀，母親的懷孕經曆總是未知、無法控制的：“如此深刻奇特、狂野和變革性的體驗，怎麼能表現出終極的一緻性呢？”這一番話，或許比任何“末日救世主計劃”都更能提供想象力的啟示。
參考資料：
《沙丘》[美] 弗蘭克·赫伯特 著 潘振華 譯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7-2-1
《虛拟的寓言》Brian Massumi 著 嚴蓓雯 譯 河南大學出版社 2012-2
Dune And Philosophy: Minds, Monads and Muadi'dib, Edited by Kevin S. Decker, Wiley Blackwell, 2023
“Gift or Weapon? Reproductive Decision, the Phenomenology of Pregnancy, and Alien Language in Denis Villeneuve's Arrival”Naomi Morgenstern. Camera Obscura (2023) 38 (1 (112)): 103–131.
“The Anthropocene as Cinematic View: Time, Matter, and Race in Blade Runner 2049”Domietta Torlasco.Camera Obscura (2022) 37 (3 (111)): 87–113.
“De-orientalizing Dune Storyworld-Building Between Frank Herbert’s Novel and Denis Villeneuve’s Film”Yosr Dridi
https://www.theverge.com/2016 /12/21/14035620/arrival-denis-villeneuve-interview
https://deadline.com/2024/02/denis-villeneuve-movies-corrupted-by-tv-1235838780/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jul/03/dune-50-years-on-science-fiction-novel-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