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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5:3-10)
“與惡龍搏鬥者,小心自己變成惡龍。當你凝視深淵過久,深淵也會凝視你。”(弗裡德裡希·尼采)
“我的終點即是我的新生。”(瑪麗·斯圖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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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第四季在因疫情停止拍攝六個月、時隔兩年後終于在2021年4月28日回歸。這部由hulu和米高梅電視聯合出品的旗艦劇,憑借前三季獲得了包括最佳劇集、最佳導演、最佳編劇和最佳女主角在内的共計15項艾美獎和55項提名,同時,作為首部獲得艾美獎最佳劇情類劇集的流媒體劇集——這一紀錄至今仍由hulu獨持,盡管Netflix被認為或将憑借《王冠》(The Crown)成為第二家獲此殊榮的流媒體,《使女的故事》業已深刻而卓著地改變了影視劇行業的格局。

1984年,居住在鐵幕西側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寫下了《使女的故事》,她在序言中告訴讀者,書中的一切在曆史上都曾發生過,而正是彌漫于彼時柏林的竊竊私語、人人自危的壓抑氛圍給了她最直接的靈感。
“這不是一部電視劇,這是一個文化現象。”人們将《使女的故事》同美國人所經曆的現實聯系在一起,劇版的《使女的故事》于2017年6月首播,正值第45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半年。在特朗普執政的四年内,美國公民權利大幅倒退,民主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使女的故事》由此成為公民不服從運動的象征——當部分共和黨執政州試圖推動反堕胎權的立法議程時,各州的女性身着使女的服飾參與遊行抗議。

2021年1月6日,拒絕承認總統選舉結果的特朗普在國會大廈不遠處發表演講,其支持者在他的煽動下闖入國會大廈——國會大廈的門窗被砸毀,民選官員的辦公室被破壞,帶有奴隸制意味的南方邦聯旗被插在國會大廈内,十字架和挂着繩索的絞刑架在國會大廈門口的廣場上樹立。據《華盛頓郵報》近日報道,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于2021年4月12日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國内恐怖主義正在以近三十年内前所未見的速度崛起:自2015年以來,右翼極端分子參與了267起陰謀或襲擊事件,造成91人死亡,被攻擊者包括黑人、猶太人、移民、同性戀、間性者和跨性别者、亞裔和其他有色人種。該數據将1月6日攻破國會大廈的事件列為當月11起極右翼恐怖主義事件之一——這也是數據庫中任何月份中極右翼恐怖主義事件最多的一個月。報告強調,現役軍人、退伍軍人以及現任和前任警察更多地參與了極右翼的襲擊和陰謀,其中一些人參與了國會大廈的暴亂。
當全世界都被這一美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踐踏民主的暴動所震驚時,人們再次想起《使女的故事》是如此令人驚悚地預料到了此時此刻的現實,似是巧合,恰是必然。

《使女的故事》的粉絲們驚歎于劇版所搭建起的極權國家世界觀是那麼“真實”而完整,以至于我們仿佛跟随着June的腳步履于基列國的冰面,稍有不慎便會落入無處不在的陷阱并殒命其中。除了出色的編導,劇集的攝影、剪輯、配樂、音效、服裝設計、藝術指導等幾乎都代表了如今全球影視劇行業所能抵達的最高水準,在成為抵抗父權制、原教旨主義和國家暴力的文化符号之前,被美國攝影師協會雜志盛贊“美劇史最佳攝影”的《使女的故事》首先是一座無比精緻的藝術品。

“我想要活下去。”當飾演June的Elisabeth Moss在第一季第一集的結尾念出這句内心獨白,我們才意識到,《使女的故事》是幸存者的啟示錄:June是為數不多的逃離基列的幸存者,她的許多同伴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都未能離開基列國——阿特伍德在2019年出版的小說續集《證言》(The Testaments)中交代了June的結局:她曆經磨難出逃基列,但因被視為“國家公敵”而遭遇基列國間諜的多次刺殺,後來她隐姓埋名并居住在歐洲的安全地點——讀者和觀衆所獲知的一切信息,都來源于June在基列國當使女時偷偷錄音的磁帶以及她的女兒Hannna和Nicole在青年時期共同逃出基列國後的法庭證言。
在極權國度的恐怖統治下,如何生存下去?對于除基列國的權力階層之外的人來說——盡管其内部的權力鬥争也時常讓曾掌權的大主教失勢後被羁押甚至處死,生存本身是不斷複顯、不得不被反複思考和質疑的命題。使女、女傭(Martha)、經濟太太、大主教夫人,基列國的所有女性身着不同顔色的制服,她們按照基列國的社會企劃各司其職,有生育能力但被标定曾有過“道德污點”的June在緬因州的州界被天使守衛(基列國的士兵)抓獲後成了使女。

在遁入基列國的漫漫長夜并成為“五月天”(Mayday)反叛軍領袖之前,June是一名再普通不過的美國女性:她的母親是女權主義者,在她幼年便經常帶她去參與抗議活動,但安于舒适生活的June并未對政治有過太多關心;她在大學時結識了未來的丈夫Luke,盡管在二人相識時後者仍未離婚;她最好的朋友Moria是同性戀,為了償還學生貸款,她曾為一對夫婦代孕;在畢業後,June進入了一家藝術公司工作。“我什麼我會覺得一切都宛如平常?因為我們已經聽到這些很久了,我想。你是不會相信天是會塌的,直到它的一大塊擊中了你,”阿特伍德在《證言》中如是寫道。在June所在公司的高管突然走進辦公室宣布所有女性員工被解雇、女性的銀行卡被凍結、抗議活動中的警察和民兵直接向手無寸鐵的民衆開槍之前,June沒有意識到她所熟悉的舊世界已經終結。
“我曾經昏睡不醒,這便是我們任憑這一切發生的原因。當他們屠殺國會時,我們沒有醒來。當他們指責恐怖分子并中止憲法時,我們沒有醒來。他們說這隻是暫時的。沒有什麼會在瞬間改變。在一個逐漸加熱的浴池中,在你有意識之前,你已經被煮沸。”
當June與同伴行走在基列國肅穆寂靜的街道上時,她在内心想着:“但我現在醒來了。”身陷囹圄的June開始她漫長的蛻變,從第一季仍遊離并暈眩于美國和基列之間,到第二季隻身潛入基列的漫漫長夜,再到第三季成為将八十個孩子救出基列國的英雄,June的心态與行動的變化生動地展現了每個普通人所潛藏的反抗力量。于是答案已經被給出。如何生存?唯有尋找自由。

自由是一種精神狀态。經過三季三十六集的鋪墊,《使女的故事》對自由和人性的探讨已經不亞于任何一部在影史上飽受贊譽的作品,包括《肖申克的救贖》和《辛德勒的名單》在内。當自由世界的燈塔國轟然倒塌,在基列國的極權惡土之上,自由究竟(還能)意味着什麼?對于June來說,她對自由的理解随着她在基列國的經曆而發生着變化:基列國的夜幕降臨,自由對她來說意味着帶着女兒Hanna逃出基列國;但随着她親身經曆、親眼目睹基列國慘無人道的淩虐之後,自由對她來說意味着拯救衆生——在所有人獲得自由之前,沒有任何人是自由的。在第三季的結尾,June為了救出80個孩子并保護同伴而身負重傷,她在昏迷前望向天空:
“我看到衆生被奴役,我聽見他們的哭聲,我理解他們的悲傷。我來到這裡,是要解救他們于惡人之手,引領我的人們出走那痛苦之地,去往流着奶和蜜的淨土。”

但是,不同的人對自由有着不同的理解。Serena眼中的自由是不顧一切成全私我願望的自由,為了獲得自由,她并不吝惜犧牲他人的自由。曾是保守派作家和演說家的她在基列國掌權後忍耐自身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徹底失權,隻為擁有一個“親生”女兒;在June生下Nicole之後,她的信仰被Eden之死所撼動,于是向由大主教組成的委員會提請“讓女兒也能閱讀聖經”,這讓她失去了小拇指;當她看到June抱着Nicole出逃時,隻為讓Nicole有更好的未來,她哭着送别June和Nicole;甚至,為了重新見到Nicole,她選擇背叛基列國和Fred,與美國流亡政府的聯絡員達成協議并誘騙Fred駛入加拿大境内。

對于在基列國長大的孩子們來說,“自由”是如此遙遠而陌生以至于不可捉摸。在第三季最後一集,第一個來到作為彙合點的Lawrence大主教家的大約十歲的女孩在年幼時從她的親生父母身邊被擄走,她已經無法記起自己曾經的生活,也從未有過機會得知自由為何物。當June告訴她當她逃出基列國後,她能夠穿自己喜歡的衣服,沒有人會因為讀書而打她,也沒有人強迫她該如何思考,她可以愛自己愛的人,并且并不一定要結婚生子,小女孩疑慮而迷茫地望着June:“那上帝還會眷顧我嗎?”當她得到June肯定的回答和眼神之後,她握住June的手開始禱告:“為能在餓殍遍野的世界飽腹,為能在充滿恐懼的世界笃定信仰,為能在踽踽獨行的世界擁抱家人,我們感謝上帝的賜予。”

對自由保持着天真卻有着堅固信仰,在基列國長大的孩子們是大洪水後的新人類。阿特伍德在《證言》中再次證明了這一點——從小在基列國長大的Hanna在成人後有着神性的力量,她溫和、勇敢、堅忍不拔,是某種作為理想形态的“未來人”的化身。
《使女的故事》的女性主義底蘊之可貴之處,在于它并不止步于對自由和反叛的摹寫,而是以近乎意識流的方式将記憶、情欲和性感融入人物對自身的叙述中,有時暧昧不清,有時暗流湧動,有時洶湧澎湃。June在墜入往日生活的回憶時,她會回想起自己和Luke之間的交歡;在對彼此的窺視中,June在深夜來到Nick的房間,她通過一盤磁帶告訴Luke,她在基列國找到了愛,Nicole是因為愛而非恐懼出生的,自知不可能回到過去的June告訴他,他有權去尋找自己的幸福。觀衆無法不被這種龐大的苦難和苦難中尚存的情欲所觸動,《使女的故事》自始至終是情緒的詩歌,在從第一季開始就未曾停止的唱衰聲中,它最大程度地保持了自身的先鋒性。

在脫離阿特伍德享譽世界的原著小說後,劇版的《使女的故事》在人物研究上依然有着令人驚喜的突破,它近乎完美地融合了英雄和反英雄的叙事。“當你在基列國待了太久,它會從内而外地将你吞噬,”當June發現自己不能也不再甘願做忍受壓迫的普通人時,她告别了曾經軟弱而遲鈍的自己,她在大主教和嬷嬷間斡旋,在使女和女傭中尋找盟友;在這一過程中,她變得渴望複仇。
在第三季的最後一集,編劇和總制作人Bruce Miller巧妙地将《出埃及記》的文本融入其中,對《聖經》有所了解的人會知道摩西帶領以色列人穿越沙漠,離開埃及,但是他們并未進入聖地——這是對June命運的暗示,它意味着“美好的大團圓”已經絕無可能,June已經越過被救贖的界限,她将在耶稣式的英雄和哥譚小醜式的反英雄形象間掙紮直至被撕裂。

又或許,《使女的故事》傳達的是這樣一個殘酷真相:反英雄正是英雄的宿命。“我要求正義被伸張,”逃出基列國的June身着西裝在國際法庭上作為證人出席,但正如《馬太福音》中語焉不詳的“饑渴慕義”那樣,我們終究無法确知“義”該如何被完成——寬恕、慈悲、怨恨、絕情都能通往“義”,對于June來說,深知自己已經無法回到從前,她将不再吝惜任何一次傷害基列國的機會。
她說,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相關文章及譯文
[4]翻譯 | 《使女的故事》服裝設計師Natalie Bronfman專訪:政治和階級如何參與構建基列國的制服
[5]翻譯 | 《使女的故事》第四季如何捕捉後特朗普時代的焦慮
分集劇評
S04E01 《豬》(Pigs)
待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