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六年回歸，我們與惡的距離究竟有多遠？

界面新聞記者 | 王鵬凱
界面新聞編輯 | 張友發

2023年1月，清雲縣地方法院一片肅靜，法官、檢辯方、當事人、證人先後入場，台下幾乎座無虛席，這是國民法官制度施行以來，第一場可能判處死刑的庭審。庭上這名24歲的嫌犯叫胡冠駿，他因在超市縱火導緻五人死亡，被檢方指控預謀殺人罪。

這是劇集《我們與惡的距離2》（以下簡稱《與惡2》）最後的焦點場景。時隔六年，這部現象級的爆款台劇終于在日前迎來第二季。

與前作相似，《與惡2》從超市縱火案這樣的惡性事件切入，牽引出案件背後多個家庭彼此交織的命運，并深入探讨了與此相關的醫療、政治、法律等社會議題，可以說，在反思力度上并沒有減弱。然而從播出後的反響來看，《與惡2》并沒有複制第一季的巨大成功，不僅收視率直線下滑，目前8.4的豆瓣評分相較前作也低了整整1分。

下滑或許來自叙事方式的變化，與第一季聚焦于特定案件和時空的拍法不同，《與惡2》采取了更具野心的多線叙事方式，時間線跨越二十年，人物關系也更為複雜，給觀衆帶來了不小的觀看挑戰。另一方面，主演之一孟耿如因為前夫黃子佼涉嫌持有未成年色情影片的事件，一度引發部分觀衆的抵制行動，劇組不得不将她的戲份作了删減。

但這并不意味着劇作不再值得被觀看和讨論。當耐心看完整部劇集，會驚訝于故事對社會描摹的深度與廣度，它以一種誠實、内省、無奈又滿懷希望的筆觸記錄了時代變遷中的各種問題：問題少年是怎樣長成的？罪犯的家人有權利繼續生活嗎？精神病患要如何回歸社會？它甚至在前作的基礎上更往前進了一步，更接近劇集的核心思考——我們與惡的距離究竟有多遠？我們如何才能更接近理想中的好社會、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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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坐在胡冠駿身旁的是代理律師，第一季男主角王赦（吳慷仁飾）。在第一季中，他曾為另一位少年犯李曉明辯護，後者在戲院随機殺人造成9死21傷。王赦始終想要探尋李曉明的犯案動機，研究惡性事件背後的社會土壤，但為了平息媒體和公衆的憤怒，李曉明被提前執行死刑。在槍決當晚，王赦留下了全劇最為出圈的一番自白：“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标準答案嗎？”

在《與惡2》中，我們離王赦的追問更近了一些。通過回溯超市縱火者胡冠駿的人生曆程，觀衆得以進入惡的内部，探知少年兇手是如何長成的——究竟哪些地方出了問題，以及，這個過程中是否存在挽回的可能性？

胡冠駿縱火的起因是與超市店長的一次沖突，他憤怒地将油潑在門口的摩托車上來報複店長，點燃的火勢很快蔓延整間超市，釀成慘劇。但這不隻是一起沖動犯罪，劇集試圖賦予人物形象以更深的複雜性，并将其與兒童養育和精神健康等議題關聯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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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冠駿很小就被确診有ADHD（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傾向，此後又發展為品行障礙（Conduct Disorder），主要表現為缺乏專注度和行為控制能力，比如很難集中注意力，在課堂上愛搗蛋。這類病症也會導緻個體難以控制情緒，容易做出過激言行，胡冠駿小時候時常會有拿刀吓同學、踢鄰居家狗的舉動，後來在寄宿學校又因跟室友吵架而放火燒宿舍。

當少年保護官牛祐荷來到學校了解情況時，老師列舉胡冠駿的違紀行為，比如指責老師上課混、考試内容太簡單。牛祐荷反問老師：“那你覺得他的抱怨有道理嗎？”老師表示，胡冠駿很聰明，但作為升學為主的學校，主要采取的是權威式的教育方式。

這一反問像是對觀衆的提醒：我們對于“好孩子”的認知是需要被問題化的。人類學家許晶在著作《培養好孩子》中指出，當下社會對“好”的觀念正在不斷發生變化，什麼樣的表現才會被認為是“好”？這與個體所處的家庭環境和社會文化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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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冠駿出生于一個優渥的家庭，從小住在外婆家，青少年時期又被送到寄宿學校，很少與家人見面，因此存在嚴重的分離焦慮。在家中，成績優異的哥哥使他進一步感到落差，被媽媽逼着做題時，他常被責罵甚至被關到陽台。哥哥的成功給了父母怪罪胡冠駿的理由：“兩個小孩都一樣教，為什麼哥哥就不會有問題？”

在父母看來，胡冠駿遇到的困難與精神疾病無關，隻是因為不夠努力。胡冠駿曾在接受治療後重回家庭和學校，父親也決定與孩子一起對抗疾病。但父親的努力隻是更緊密地督促胡冠駿學習，并沒有在意他的睡眠障礙和情緒困擾，也沒有試圖理解他在班級受到的不信任和排擠，某天胡冠駿被女同學指控性騷擾，矛盾再次爆發，父親幾乎絕望地說：“我什麼方法都用了。”

這讓人想到去年上映的香港電影《年少日記》，主人公同樣成長于二孩家庭，影片中的少年反複說着“我不是一個重要的人”，最終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在胡冠駿看來，身邊的人包括父母，都覺得他是個“廢物”。他對外界的報複很多時候更像是一種自我毀滅，他有一次去搶銀樓，直接留在現場等警察來抓捕；縱火案後，他同樣是面無表情地接受各方的審問和勸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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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胡冠駿，《與惡2》還講述了多位身處類似困境的個體。

比如許幸國，他因為事業失利而被妻子一家人看不起，長期酗酒，一度對妻子進行家暴。在被剝奪子女撫養權後，他曾試圖戒酒，卻再次被工廠和妻子拒絕，這反複刺激着他的自尊心，一種受男性刻闆印象塑造的“大丈夫”意識，最終他拿刀威脅妻子，在失控中出車禍身亡。他的女兒簡齊蕙就此成為孤兒，并在日後反複陷入創傷應激的情緒中。

這些案件某種程度上正反映出男性在當下社會的失落，而女性在其中同樣是受害者。編劇呂莳媛在田野調查時閱讀了大量法律文書，她說，自己讀到了許多判決書之外難以覆蓋的無奈，這很多時候是性别桎梏層層編寫出的，在呂莳媛看來，“他（死刑犯）當時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可能比判決書更動人一點。”

另一方面，即使是看似更專業的精神衛生從業者，很多時候也難以處理自身的心理困境，暴露出脆弱乃至黑暗的一面。精神科醫生馬亦森，因為妻子在超市火災中離世而長時間處于傷痛和仇恨之中，無法承擔關懷他人的照護工作，他和同事都曾在胡冠駿面前情緒失控，做出違反專業倫理的舉動，馬亦森甚至幾度試圖謀殺胡冠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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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更像是一個普遍性的困境，人人都有一顆脆弱的心。這或許正是《與惡2》采取多線叙事的目的：你總能從中找到自我投射的影子。“我們與這些犯罪的距離，還有我們是不是可能是犯罪的人，一直都是《與惡》的核心。”呂莳媛說道。

這樣的視角在當下是尤為稀缺的——直面惡性事件本身，而不是回避。從胡冠駿到羅自強，他們很像我們在新聞裡看到的某個當事人，但他們為什麼會做出這些事情，他們的家人過着怎樣的生活，其中更深層的社會語境是什麼？我們都無從探知。

當然，這一切并不是在為兇手脫罪。播出後，不同的聲音在評論區湧現，有人不理解劇集對殺人犯的同情，認為“亂世就隻能用重典”，也有人在王赦為胡冠駿辯護時評論“祝你和家人下次被燒死”。

在公衆觀點極化的當下，《與惡2》并沒有順勢去講一個普通人成為惡人的道德故事，而是試圖描摹一種倫理上的灰色地帶，提醒我們進一步反思人性之惡背後的成因，盡管這很可能是費力不讨好的。時至今日，誰也無法給出一個确切的判斷，這些理解、共情是他們需要的包容，還是對極端情緒的縱容——我們仍處在這樣的道德兩難中：你理解了就沒辦法譴責，你譴責了就沒辦法理解。

第一季播出後，就有媒體寫道：“《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力量，不在順從，而在挑戰。不在取悅觀衆的眼睛，而在擴展觀衆的心靈。這部劇為動辄高舉正義旗幟、喊打喊殺的社會，提供了多一點點理解的可能，多一點點寬恕的機會。”這段話同樣适用于《與惡2》，導演林君陽在一次采訪中談到：“希望大家可以多想一點點，為什麼有人會這麼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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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心理問題的關注似乎是當下影視和文學作品的一大趨勢，兩季《我們與惡的距離》都試圖聚焦于精神疾病患者，過去幾年引發大量讨論的劇集《她和她的她》《不完美受害人》也将關注點投向了個體的心理創傷和修複。即使是以商業娛樂制作為主的漫威，也在電影《雷霆特攻隊》中着力呈現超級英雄的情感障礙。

這背後反映的是當代社會對于道德危機乃至精神危機的焦慮和恐懼。其中存在一個充滿倫理争議的重要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對待這些存在精神問題的人？如前所述，他們可能會造成惡性事件與社會危害，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有着各自的困境和無奈。責任究竟在誰？

人類學家T.M.魯赫曼在《心分兩路》一書中指出，不隻是在醫學界，整個社會似乎都流行着這樣的觀點：身體在道德上總是清白的，如果某種事物是存在于心智之中，那它就可以被控制和掌握，而沒有辦法做到的人就會有道德上的責任。換言之，要人們為自己無法控制的情緒負責，這是正确的嗎？《與惡2》用具體而深入的叙事回應了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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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冠駿為例，劇集用大量篇幅呈現了他試圖控制情緒、認真生活卻又一次次落空的過程，以及其中的具體原因，比如應試壓力、同學的排斥、父親與他斷絕關系、租房斷供的經濟危機，這提醒着我們，在個體努力之外，家庭乃至社會層面的制度性力量同樣需要被重視。

在《在角色與非角色之間》一書中，社會學家陳映芳曾指出：不要隻談青少年的所謂“問題”，而忽視社會應給予青少年的權利，後者其實才是前置條件。換言之，當我們談論青少年的種種“問題”時，很容易陷入所謂的新自由主義觀念，即認為個體努力的意義要遠勝于他們的成長環境。但正如王赦在法庭的陳詞所講：“我想請問，被告有沒有可能靠自己的努力，不要有ADHD，不要憂郁，不要焦慮，不要自我毀滅，不要有反社會人格？”

這些困境不僅屬于病患，也關聯着我們每一個人。“我們之所以沒有堕落，不是因為我們是好人，而是因為我們比較幸運，有許多支撐我們的資源和制度。”一位青少年精神科醫生在看完劇集後這樣寫道。

正如每一集開篇打出的字幕所示：“沒有人該是一座孤島。”這句話引自海明威的小說《喪鐘為誰而鳴》，原文是“沒有人是一座孤島（No man is an island）”，林君陽這樣解釋為何要增加一個“該”字：“（原文）它是一個命定的，是一個神谕。那加了一個‘該’字後，人不該是一座孤島，似乎就預示着很多人是孤島，而他不該。”

劇中多次出現這句台詞：“隻要有那麼一點點不能放棄的理由，就該去做。”所以，不論你是精神科醫生、社會工作者、律師、政客、教師還是任何身份，這部劇都在提醒人們：去做吧，結果或許并沒有想象的那麼好，但也沒有那麼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