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M+看完電影之後有幸參加了映後會談，見到了導演和片中的兩位詩人。不巧的是，翻譯器裡本該響起的普通話翻譯陷入沉默，隻有英文女聲流利的轉述。于是我隻能在耳機裡英語和現場粵語的夾雜中勉勉強強的聽。許鞍華導演說的什麼已經不太記得了，可能因為當時就沒太聽懂吧。兩位詩人，黃燦然說的是翻譯對詩歌的影響，廖偉棠談的是母語創作。正好看電影前在M+的展覽裡，也有作品是創作者由語言出發，表達對自身身份認同的糾結。在此刻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的夾擊之下，我深有感觸。
...其實嚴格來說，如果把方言也算做一門語言，那英語粵語都是離我更遠的一門語言了。語言的地域性使得起作為地方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承載着一種身份認同。對不同語言的使用意味着不同的身份：說家鄉話的場景往往是親人團聚，說标準普通話那意味着遠離家鄉獨自一人，說英語意味着在做一些學術性的活動。語言日常使用之頻繁可能會使我幾近忘卻了其重要的文化符号功能。不過導演意識到了這一點，選擇用粵語朗誦詩句，昭示着詩歸屬于香港。無論是詩人上班時走過的街道，還是坐巴士行經的各個地标，都強調着，這是屬于香港的詩。紀錄片中拍攝的香港街景，包含着創作者對于香港的眷戀。許鞍華在紀錄片裡說，好像離開了香港就拍不出好電影，因為不熟悉。
...有人眷戀，但也有人離開，比如兩位詩人。我不知道導演是否是有意選擇兩位離開者作為紀錄片對象，還是因為機緣巧合。不過這部在疫情時代創作的電影，橫跨兩岸三地拍攝想必克服了諸多障礙。從此角度出發，或許可以窺見導演細膩的心思。黃燦然戲稱自己是“經濟逃亡者”，因為香港花銷大而選擇遷居深圳，卻也有舍不得的那杯茶餐廳的咖啡；廖偉棠現在在大學教書，兼顧各種社會活動和家庭生活，卻也會翻看年輕時的照片，回憶自己作“極左”分子參加的活動。他們也眷戀，但仍然離開。
與其說許鞍華在談詩，不如說在談香港文化。詩人向何處去？香港文化又向何處去？抑或說，香港向何處去？在往日強勢的文化語境下香港人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是很自信的；如今的香港文化輸出已經不複昔日光彩，粵英中的三重語言使得香港在身份認同上有着更多的糾結。雖然許鞍華強調自己是一個positive的人，但影片中流露的落寞逃不過觀衆的眼睛。詩人寫詩，影人拍片，企圖重塑香港文化的影響力讓香港繼續保持強勢的認同。所以他們強調翻譯的巨大作用，強調母語創作的必要性，其實是對于自己文化偏愛的保護。
映後有觀衆提問，用法語創作的作品還算是香港作品嗎？廖偉棠說，當然算，用猶太語都算。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口流動文化沖擊使得文化多樣性呈現出融合的趨勢。這種融合讓人不安，是一種仿佛要被斬草除根的不安。不過創作者不止有他生長的地方，更有他作品的精神土壤。這片土地不一定是某個具體的行政區劃，甚至也不一定是某個特定語言區，但一定是給予過作者或者作品靈感滋養的文化。作品是永恒的，即便滄海桑田，生老病死，隻要作品創造出來後，就可以成為文化的永久栖息地。文化在作品中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