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档案局、为富人篡改的证词、报纸上的标题和录音带，电影中的所有元素都反复指向同一个主题：记忆。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警察面对报纸上失踪的农学生说“没有尸体就不是什么问题”，如果说过去几十年里有一个形象深刻标记着拉丁美洲的艺术创作，那就是失踪者的形象，是拉丁美洲对恐怖历史谱系的独特贡献。就像皮诺切特政权制造的无数失踪者，通过刻意隐瞒受害者的命运与尸体下落，在亲属和社会之间制造无尽焦虑，因此暴力的影响不仅限于受害者本身，也延伸至幸存者与整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始终是不完整的，而这种“不完整”推动着持续的再现运动：他们通过书籍、照片、电影等媒介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显现，比如片中两位追查录音的历史系学生。受害者与“证言”之间始终存在距离。无法成为证人的不可能性本身构成了受害者的特性，他们必须与他者结合、由他者代言，才能获得某种历史性的存在。

当然记忆也不可避免地生产必然被风格化和简化的再现，因为它不仅与遗忘抗衡，也在争夺一种统一解释的意义，以此在公共舞台上扮演着某种角色。或许正因如此，《密探》选择了悬疑化的叙事，最终没有人知道马塞洛究竟如何死去。在一个凡事缺乏解释、人人都可能消失的年代，电影既不打算彻底解决痛苦历史带来的问题，也不提供详尽的答案。这种开放性无法被局限于单纯的记忆，也无法压缩为所谓的共识公式。它只能作为一道持续敞开的裂缝存在，迫使幸存后的社会不断回望，而这部电影好像也确实在现实层面推动了巴西的公共记忆工作。

最后记录一下瓦格纳·莫拉在金球奖说过的话：“《密探》讲的是记忆，和记忆的缺失，以及代际创伤。我想：如果创伤会一代一代人流传下来，那么价值也可以。我把这个奖献给在艰难的时刻坚守了自身价值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