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萬瑪才旦導演去世的周末看完《氣球》，感覺像是坐了一趟長長的颠簸的火車，一身疲憊地前往某種“所在”。這種“所在”起源于2020年電影上映時看到的海報，鮮紅的氣球借位漂浮在女人的腹部，猶如膨脹的孕肚。本片一小時四十分鐘的主旨即與此有關。
即使不看海報，在影片一開始即出現的，小孩“從枕頭下面拿的”避孕套氣球、男主達傑借種羊的場景，都明示了本片的主題：繁育。當然，此時表象的叙事内容隻是“羊的繁育”，但羊與女性在本片的相似性，其實在開篇處即埋下了伏筆。
羊的故事結束後是學校的一場戲，香曲卓瑪在等待一起回家的侄子汪洋時偶遇了此前有過感情糾葛的德文加老師，後者向香曲卓瑪贈送了自己寫的名叫《氣球》的書；随後達傑的妻子卓嘎來到醫院找女大夫周措預約結紮手術，男大夫先是引導卓嘎跟自己述說病情，在得到拒絕後又作為男性非常自然地代為向周措交代卓嘎的來因，行使着自己在醫院空間中“理所應得”的話語權。
在卓嘎與周措的談論中，男人的性功能與羊肉綁定，是不需要在公共場合予以遮掩的話題，與之形成對比的則是卓嘎對節育環和安全套在公共語境中被說出口時的羞恥心。同時，借由卓嘎與周措大夫談論時那明顯的第三方的凝視視角，你會并不偶然地發現，無論是妻子卓嘎、村裡的男醫生所講的周措大夫、汪洋的嬸嬸香曲卓瑪，在初次出場時都是“誰的誰”，而不擁有一個自我的身份。怪異于此流露。
這份怪異很快得到了解答。卓嘎回家後的晚飯是汪洋、卓瑪與家人的大團聚，天然地作為一家之長的爺爺命令孫子關閉播放試管嬰兒新聞的電視，卻對點酥油燈和給寺廟捐款無比熱衷，也對奶奶轉世到自己家汪洋身上的事津津樂道。而其判斷汪洋是奶奶轉世的标志，僅僅隻是汪洋的背上有和奶奶一樣的一顆痣。
在随後的夢境畫面中，汪洋的痣是假的，他揭下了假痣奮力奔跑于草場沙山。舊的怪異被解開，新的怪異再次浮現出來：作為長子的汪洋，他被以漢族名字相稱，他在藏中接受教育，他對自己的“轉世”身份是何看法?這個問題沒有立刻得到解答，随後家族中兩個更小的孩子拿卓嘎帶回來的避孕套吹成氣球去與其他小孩換哨子——這是小孩世界裡的氣球。隻有在小孩的世界裡，氣球才真的隻是氣球。
很快，這個氣球就破了。爺爺在放羊時去世，男主達傑詢問喇嘛，得知爺爺會轉世到自己家裡。第二天卓嘎做了一個母羊産崽的夢，随即懷孕——還記得卓嘎向周措大夫預約結紮手術的事嗎？這一次，周措對卓嘎的勸慰依然是科學而正确的，超生罰款與養育第四個小孩的成本都将成為這個家庭無法肩負的重擔。然而，作為這個家庭轉世迷局的局外人，大夫周措無法意識到爺爺将要轉世回家的預言已經在這個家庭的輕重權衡裡成為了天平本身。換句話說，隻要喇嘛的預言依然還在，轉世的觀念就會依然存在，那麼卓嘎作為女性，就始終無法擁有自己身體的主權。
主權當然需要争取，生育權作為女性生理構造決定的權力，先天地應該為女性所有，并成為女性權力的重要部分。而電影中卓嘎對這種争取的定義，是請求自己丈夫對自己堕胎的同意。既崇拜父親又崇拜喇嘛的丈夫怎麼可能會同意？他所唯一會做的僅僅隻是為了一個抽象的信仰去傷害一個具體的人，并給這個具體的人讓渡一些身為丈夫（本不該擁有又無足輕重的）的權力（如戒煙、戒酒），以為這種行為裡包含着愛。此時的卓嘎應該知道，當丈夫說出“孩子生下來我養”時，他怎麼可能有一個養育的方案呢？畢竟，在宗教裡寄寓轉世到來生的幸福，不就是他面對當下苦難的唯一方案嗎？
第一次争取失敗，心灰意冷的卓嘎選擇自己去堕胎。可是，當丈夫攜汪洋闖進手術室，當汪洋也讓卓嘎留下孩子，表示爺爺生前對他很好，想讓爺爺回到家裡時，卓嘎第二次流淚了。這次流淚和與丈夫袒露想拿掉孩子時被掌掴而流淚不同，當受過教育的孩子也無法擺脫爺爺輩的觀念，那種永世無法斷絕的繁育将成為這個家族永遠的精神臍帶，始終将這個家族捆綁在越發幹癟的生活的胎盤上。
所以當汪洋詢問卓嘎是否會和嬸嬸一樣去當尼姑時，卓嘎沒有回答。面對宗教給予的轉世觀念與其帶來的剝削，唯一的逃避方法竟然是逃回到宗教之中，這種逃避邏輯本身也構成了一個輪回，而于這個輪回中遍曆生死疲勞的每一位女性，其身份是信徒或是繁育者，都沒有本質的區别。
汪洋很快要開學，賣羊換學費在所難免。在為家族創造價值的方面，女人與羊并沒有本質區别；然而當汪洋說出不想念書時，達傑卻不肯答應。事實上，如果達傑明白讀書意味着擺脫這個家庭現有的困境的可能，那就說明他對這個家庭的困境本身是自知的。為何這種自知在妻子之口說出時卻令自己如此憤怒，為何這種憤怒分明來源于一個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為何對宗教的信仰卻沒有帶來更好的生活，這些問題，達傑面前的神像是回答不了的。
在野風呼嘯、地産瘠薄的草原，達傑式的“大男子主義”确實也隐含了男性優勢對女性提供的庇護；然而達傑開摩托車時身後馬路上駛過的大巴，分明提醒着我們這是一個發生在現代的故事——在現代，女性本應如同周措大夫所言，擁有更多自由與選擇。
這使得本片與女性主義相關。事實上，在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2018-2020年展播單元的總監看來，“女性導演的”、“以女性為拍攝對象的”、“女性主義的”三個影片類别，并不必然重合。盡管女性主義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存在不同的内含，但李銀河所定義的“在全人類實現男女平等”依然可以看做是一種可靠的解釋。對于一名導演，我們可以說萬瑪才旦表達出了非同男性中心的感受方式；但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沒有将事實上遭受苦難的卓嘎強行塑造成一個更甘于負重與奉獻的史詩般的英雄。這就使得電影的女主角得以逃脫出“堅韌——承擔人的再生産——更加堅韌”的道德上的因果回環，也使得電影寄寓了更多人道主義的關懷。這種不刻意拔高的關懷，也可以看做是女性主義向政治正确僵化的消解。
影片接近尾聲的時候，送完汪洋上學的達傑獨自遊走在藏中的商品市場裡。他佝偻着背，縮着肩膀，不再是小家庭屋檐下那個威武的、精壯的種羊。達傑在跨上摩托車前視線看到集市上鮮紅的大氣球，這個鏡頭是我認為全片最震撼的鏡頭之一。最後，兩個氣球一個破了，一個在追逐中很快飛上了天空。兩個小孩擡頭看着氣球，達傑也擡頭看着氣球，仿佛懂了些什麼。在更遙遠的地方，學生汪洋、妻子卓嘎、嬸嬸香曲卓瑪、老師德文加、大夫周措也同時看着氣球。氣球是沒有神性的，它不值得人們仰望。但在那無數道目光交錯又彙聚的地方，不是酥油燈、不是神像，而隻是一隻鮮紅的氣球，那這隻鮮紅的氣球，似乎也象征着某種鮮豔的精神自由。
然而，頭總有俯下來的時候。當達傑看到少了一隻羊的羊圈，當孩子看到空空如也的雙手，當汪洋看到手中僅有的學費，當卓嘎看到日漸隆起的肚子，當卓瑪看到通往廟堂的前路，當德文加看到台下愛人的侄子，當周措看到酒精擦拭過卻沒有用上的止血鉗，這個關于氣球的故事也就落下了帷幕。沒有人會再買氣球回來了。一如電影海報所暗示的，女性的孕肚本身就是這個家族的氣球。它柔韌、易破、需要呵護，也能夠為這個家族的男人帶來快樂。唯一不同的是，它既不屬于撫摩它的女性的雙手，也不屬于任何一片藍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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