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既紮根于傳統的倫理土壤，又蔓生出前衛的表達枝桠，既以寫意筆觸勾勒東方氣韻，又以先鋒意識剖開禮教暗面。喬宏與竹林一幕，恍如《俠女》中慧園大師的再現，在空靈與禅意間，映照出董夫人被壓抑的精神世界。
......而那擊打在石質牌坊上的木槌，每一記都像是禮教對血肉之軀的淩遲。它不隻震碎了魂牽夢萦的蟋蟀低鳴，那象征生命悸動的微小聲響，更徹底碾碎了一個女人對愛的渴望。她如同一隻會下蛋的母雞，被一群黃鼠狼般的目光觊觎窺伺，卻始終被困在道德的囚籠中。她是人間的嫦娥，守着清輝與寂寞，在月宮中度過漫長無望的歲月。
母雞之死，實則是董夫人精神的自戕。她将以餘生背負那座冰冷的牌坊，不是以死解脫，而是以“生”為刑具，日複一日地活在死寂的榮光裡。老夫人離世的時機耐人尋味，若早一些，在楊尉官如春風般闖入她生命時，也許那被壓抑的自我，也曾渴望為自己勇敢一次。
電影在聲音運用上尤為精妙。她關窗，不僅關住了雨聲，也關住了可能的心動與男性的侵入。琵琶聲是她心弦的外化，時而輕顫，時而凝滞，終在禮教的重壓下，弦斷，心滅。一個轉身，就是一生。
那些細膩而殘酷的對照：少女懷春，映照寡婦卸妝，莽夫抄詩，反襯文人早逝。而那唯恐驚擾佳人的蟋蟀，終究在牌坊的敲擊聲中，永遠地沉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