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内少數民族電影或者說關注少數民族的電影真的很少，看完《臍帶》會感歎看的太晚了，看之前會自然聯想到萬瑪才旦的《氣球》，事實也證明兩者的确存在一些相似之處，都有對生與死的探讨，深層次裡《氣球》是對文化的反思，而《臍帶》則多了一種對身份認同的追問。影片中的阿魯斯不僅代表了對故鄉文化再尋找的民族，也揭示着身處異鄉與現代中的人如何與傳統和解、如何安放情感去處。
電影開始就是一個非常現代化的場景，DJ阿魯斯在台上進行着表演，台下觀衆跟着歡呼，最後阿魯斯在電子樂的背景下拉起了馬頭琴，氣氛到高潮，而與此同時手機上是母親的7個未接來電。非常簡短的交代，一邊是現代與傳統的交織，一邊又提醒着指引着阿魯斯回到家鄉。
連接又剪斷的臍帶
臍帶這個意象在影片中是被具象化了。阿魯斯與母親再次回到草原中的家後，為了防止母親走失，他用一根繩子連接了母親與自己，從此時開始直到影片結束，這根“臍帶”幾乎一直存在着。母親以母體的臍帶哺育了孩子，現在卻是由孩子主動再次建立了臍帶。
在影片中母與子的比喻也有很多，特别是用草原上的羊來比喻。如兩人離開家以後，有一隻母羊和小羊從塑料棚那鑽進了屋子裡，另外一次是在搭建一半的蒙古包裡醒來，一隻小羊鑽進了母親的懷抱，二人想方設法為小羊尋來了母乳。
借由臍帶，阿魯斯被母親指引着回歸故鄉，回歸文化的生源地。在旅途中，阿魯斯不斷理解母親，甚至在扮演着一部分“母親”的角色。看到最後很容易理解，母親代表的是不想留在城市（哥嫂家）對傳統和過去保有留戀的一種民族狀态，而阿魯斯代表的是遊牧民族走進現代但不知如何定位自己的迷茫狀态。
母親兩次看到不存在于現實世界的家人隐含的就是對故鄉的眷戀。而對于阿魯斯的掙紮，作為留守者的塔娜給出了建議，你可以在草原做音樂，草原上有各種各樣的聲音。于是阿魯斯開始找到了一條重返家鄉并與自我和解的路。
而在旅途最後，在一場盛大的篝火晚會上，大家載歌載舞，鏡頭給到母親的時候，她已經安詳的睡去，或許母親從此時就已經與世長辭。晚會最後，二人望着來接母親的家人，阿魯斯忍着淚親手割斷了一直綁在他們之間的繩子，他選擇接受母親的離去，也選擇接受現實的自我，這是一場離别也是重聚，在生與死中以繩子連接的臍帶斷了，但内心與情感的臍帶真正建立起來了。
家庭的解構與重構
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單元，在本部片子裡其實也是隐喻民族關系的載體。阿魯斯回到家發現母親被哥嫂關在了房間裡，原來母親患有阿茲海默症，原因則是母親經常說為了回家而偷跑出去。這時跟随阿魯斯的眼睛從鏡頭畫面裡可以看到母親房間的牆上畫滿了塗鴉，全是草原上的事物。最突出的是那棵半黑半綠的樹，這是母親口中家的方向，同樣也是全片的主題，去尋找那棵半生半死的樹。
阿魯斯目睹但卻不理解哥嫂的做法，而将母親帶回草原的房子裡，但母親回到草原也不認為這裡是自己的家，還是執意要去尋找她口中的家。在回到草原後因為無法用電隻好求助于電工，而來的卻是電工家的姑娘塔娜，塔娜在影片中是一個關鍵人物，是她喚醒了阿魯斯尋找“家”的意識，也在之後與阿魯斯和母親重構出了一個“家庭”。
一次塔娜來到阿魯斯家，卻發現母親急的想要上廁所卻因為解不開繩子而困在原地，但阿魯斯因為在聽音樂沒有發現這一情況。在塔娜的幫助下解決之後，阿魯斯辯解是為了保護母親，塔娜對此大家指責。這成為阿魯斯對待母親的轉折點，也是作為隐喻的身份意識的喚醒，之後在因緣際會下終于帶着母親上路，去尋找家鄉去尋找她口中半生半死的樹。
電影後半段像是變成了公路電影，在路上阿魯斯再次體驗也帶我們體驗了蒙古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信仰。而在旅途中塔娜趕來，白天母親将阿魯斯錯認為她的父親，夜晚母親醒來又将塔娜當成了母親，夜晚的蒙古包裡迎來一場家庭的重構，也是母子身份的對調，就是在這種母子到父女的對調中，阿魯斯更加理解了母親，進而也進一步認清自己。
另外影片也有一些意象很有意思，比如被撞破的牆，牆被撞破以後，母子兩人坐在餐桌前吃飯，阿魯斯要将桌子挪離風口，母親仍執意把桌子擺在破洞口。兩人坐下後，破了洞的牆成了一幅畫框框住了兩個人，也像一扇門為阿魯斯打開。在這裡母親說，我要回家。阿魯斯疑問，你想回的家到底在哪？母親說，樹那就是我家。導演有次說，草原給了他一個啟示，門已經打開了，那要不要走。由此他們踏上旅途。
影片的情緒是很自然又遞進的，一開始面對着不安與執拗，可能會認為這是患有阿茲海默症的母親在胡鬧，再後來二人生活在草原中的家是現實家庭的建構與回歸，最後到踏上旅途向遠方出發，是對文化與身份認同的尋找。
同樣全片曹郁的攝影十分治愈，慢慢的移動慢慢的呼吸，河流的蜿蜒、草原的廣闊、黃昏的靜谧，帶出了草原人們之間的溫情。這些年總是習慣在少數民族電影中去尋找一種“從前慢”的感覺，在《雪豹》中人們可以用很長的時間去等待，在《臍帶》中也是，可以用很長時間去尋找一個目的地，我們不用搶時間抓效率的去完成什麼，隻需要關注情感與生活本身就好。最後稍感遺憾的就是民族電子樂真的還沒聽夠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