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電影《秋菊打官司》中，導演創作思維角度的分析
作者薩日娜拉格
電影《秋菊打官司》，是改編自作家陳源斌的小說集《萬家訴訟》。由張藝謀導演，鞏俐、劉佩琦、雷格生、戈治均等人主演。
電影《秋菊打官司》，是以秋菊打官司構成整個故事發展的主要線索。
電影《秋菊打官司》的故事構架以及人物個性和小說的創作基本一緻。
張藝謀導演坦陳：“陳源斌的原作提供的角度，就是一個女人打官司的故事，男人們發揮的作用并不是那麼強。我們基本遵循原著的精神内核來拍攝與創意，我認為像秋菊這樣性格的女性，在中國并不多見。”就是從秋菊的這種基本的特點之中，我們可以看出這部電影《秋菊打官司》從一定角度來講，可以稱之為是一部悲喜劇的電影。
這部電影，在張藝謀所有的影片中，算是最喜歡的一部。然而，喜歡這部電影，主要原因來自于，導演改變了自己之前對于精緻化影像的追求，回歸到質樸的記錄手法。而不是因為它是一部農村題材的影片。
在電影《秋菊打官司》中，張藝謀導演創作的思維角度。可以從以下幾點來進行分析。
首先，電影《秋菊打官司》，與之前的第一部作品《紅高粱》、第二部作品《菊豆》相比較。這一次，張藝謀導演選擇了，自己最熟悉的，也是最親密的，最為之而有着情感的，就是自己的家鄉陝西。因而，在這一點，可以看出，這就是張藝謀導演自身中，所具有的陝西人的本土的氣息。
其次，張藝謀導演，在上大學的時候，主要是以學習攝影專業為主。因此，他在這部影片中，具有着和之前兩部電影，乃至以後的影片，都有着不同的表現和表達方式。就是這種表現與表達方式，有了對于張藝謀導演的攝影專業的學習，一個重新的定義。在這部影片中，張藝謀導演，打破了對于電影的最本質的景别的拍攝。而是采用了在陝西鄉村中，街道是真實的街道，人群是真實的人群，并非是影視城中找來人的群衆演員。在這次的拍攝中，張藝謀引用了在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時期的電影，所喊得标志性口号“電影必須面對生活”、“将攝影機扛到街上去”。并且甚至讓攝影師藏在紙箱子中，不要讓街上的行人發現，這是在拍攝電影。用紀實的手法來講故事。其實，在這部影片中，張藝謀導演，不僅僅隻是用簡單的紀實性的手法，而是要将故事片中的主觀的表達與紀實片中的客觀的紀錄，這兩種拍攝手法相結合，來表達此次的拍攝技術的特點。這種導演拍攝的雙重構思，是其他電影所未具有的拍攝構思。
第三、話說到，張藝謀導演在這部影片中，選擇了自己家鄉的鄉土的氣息。就不得不說到，影片中所出現的音樂。影片中的音樂，同樣也是張藝謀導演所最熟悉的碗碗腔。碗碗腔，是陝西省地方戲曲劇種之一。又稱之為“燈碗腔”、“阮兒腔”。這首曲目在影片中，又是一種神來之筆，在張藝謀導演的其他的電影中，是難得一見的别樣精彩。“唉，走咧。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這首經典而又耳熟能詳的曲調就是碗碗腔《人面桃花》。每當秋菊為了受傷的男人找個地方說理，要出門的時候，這段悠回婉轉的碗碗腔就會響起。秋菊去集市、去鄉裡、去縣城、去市裡，都會有着相同的背景音樂。在看這部影片時，從這段碗碗腔的音樂聲中，就可以看出張藝謀導演對于家鄉的鄉土韻味的一種深刻的蘊意。
第四、在電影《秋菊打官司》的背景中，可以看出張藝謀摒棄了之前的影片的那一種濃烈鮮明的色彩和構圖道具的形式感，辭别了過去的一緻的民國時代的背景。選擇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現當代，用到的當然是另一套的嶄新的鄉土化的紀實主義美學。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的現當代鄉村，人們的面容質樸，衣服素儉。秋菊在人群中閃現，綠色頭巾、紅色黑格棉襖，鼓着肚子、面無表情、腿腳略顯臃腫有些笨重。影片背景中人物的面容與服飾，就可以看出那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時代下，鄉土風味的實際顯示。
第五、說起張藝謀導演，就不能不得說他的色彩設計。在張藝謀導演的所有影片中，色彩的設計，是不可缺少的。在他的導演創作的思維角度中，色彩設計是唯一不能丢棄的。就算是，這部具有鄉土氣息的故事與紀實相結合的影片中，也是不能可少的。這部拍攝于1992年的電影《秋菊打官司》裡，鄉村平房的屋檐下挂着晾曬的紅辣椒、秋菊以及鄉民們身上穿的服裝（紅色黑格棉襖、綠色頭巾等）、地上晾曬的黃工米、鄉村裡蓋建的土屋、在冬季下的白雪、新年中所貼的窗花、大門上所貼的對聯，都濃郁飽滿，依然是鄉村的一貫的風格，卻更多了一些淳樸自然、機具地方特色，以及大都依舊以紅色為主，黃、綠、黑、白、藍等色為輔。影片《秋菊打官司》，雖然沒有以色彩為主要的趨勢，但是在影片中所具有的色彩，非常明顯的表示了電影《秋菊打官司》中，陝西鄉土的風味。
最後、電影中的源自、拍攝、背景音樂、時代背景、色彩，都隻是電影的畫面創作中的趨勢。最主要的還是要看導演在影片的故事中，所具有的對于故事的創作思維的角度的分析。在電影《秋菊打官司》中，是以女性的創作層面為前提。影片以秋菊為主要人物，村長、丈夫為次要人物。影片中的秋菊，是一個一條道走到黑的倔人，她去告狀，才不管春節還沒有到，家裡的辣椒賣不上好的價錢，裝上手推車就往城裡走。她又省錢，甯可坐狹小擁擠的電動三輪車。秋菊沒有來由的倔強，身為農民的她又儉省、 溫和、善良、沉默、迷茫。影片中，秋菊的命運和故事的發展，在導演的創作中，其實看似并非那樣重要，但是其中所蘊涵的細節與事物在影片中，卻有着幾分點綴。比如：調解打架鬥毆也辦理結婚登記的生着煤球爐的鄉村派出所，大街上的地攤擺放着各種過年時要貼的年畫和在當時的年代中那些流行的港台明星的挂曆的縣城，村長手中拿着剛買來的看上去得有兩三斤重的豬肉。這些推動影片故事的細節，具有着趣味性。也是在電影中導演創作思維的顯示。秋菊每次出去打官司，她的出行方式，在影片中也吸引着人。和丈夫的妹子在積着雪的村莊路口出現，一開始陪伴她們的是裝着辣椒的手推車，随後就是她們坐上三輪車或是手扶拖拉機，又乘搭上城裡人坐的人力黑三輪車和局長的小轎車，秋菊在此間，走了一村又一鄉，去了一縣又一市，真實的體驗了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讓觀衆跟着影片中的秋菊，走上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官司之路。張藝謀導演又将陝西的社會圖景在影片中，表現的淋漓盡緻。平時隻吃面食的村長之後又提着五個元的五花肉昭示了九十年代初的物價，秋菊住在城裡的工農旅行社的，陝西特有的大通鋪的費用是一夜一塊五角錢。以及她坐過的車，賣的家裡的辣椒，沒有乘坐七塊半的公交車去縣城反而坐着各掏二元五角錢的蹦蹦車，車上還寫着“隻準載貨”。都很細緻的表現在影片之中。因為自家在農田裡，蓋了辣椒房，村長和丈夫之間沒有進行友好的交流，導緻丈夫被村長踢傷，經過治療以後，隻能在家中休息，不能做農活，而秋菊隻為要一句道歉，而村長拒不道歉，于是倔強的秋菊就開始走上鄉至縣，縣至市裡的打官司告狀之路，為的就是讨要一句說法。而這種法制新聞的實際性的展示，鋪排得反倒有意味。秋菊在鄉、縣、市，一次次找到不同的人，一次次平靜地講述着自己不屈的事。其中不乏有着市井街道和人們生活的重現，平常老百姓和官員的互動。以及平常老百姓和官員對于秋菊的友善和幫助。這其中，具有着人情世故和法理法規的角力，也有着人性在内的深層的意蘊。在影片的最後，秋菊雖說算是打赢了官司，可是，在她最後即将要生産的時候，村裡的人都去鄰鄉聽戲了，傷好的丈夫隻好去村長家求村長，讓村長去鄰鄉找人，送秋菊去醫院，孩子順利出生少不了村長的鼎力相助。雖說村長沒有道歉，但是卻在關鍵時刻幫助了秋菊家。在孩子滿月酒時，秋菊想要請村長來喝滿月酒親自道謝時，城裡的中級法院的判決到來了，村長要被拘留十五天，這讓秋菊感到非常的意外，警笛聲在山間的回蕩，影片最後以秋菊望向警車去往方向的疑惑神情結尾了。對于法的覺醒而并不懂法的秋菊始終隻是想要一個道歉，但是卻把救命恩人送去拘留了。
電影《秋菊打官司》，是張藝謀導演所展示的對于人情與法理之間的一種判斷。同時，也反映了處于當時的改革開放、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逐步過渡中的農民民主意識和法律意識的萌動和蘇醒，是非常賦有價值的。
其實，在電影《秋菊打官司》中，故事意味深沉，結局有情有義。但是，從電影的最本質上，也充分暴露了秋菊骨子裡的傳統宗法的社會意識。張藝謀導演在影片中，将陝西鄉村的女性形象也表現的刻骨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