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我們隻能穿裙子無法穿褲子；曾經，我們隻能在煙霧缭繞的洗衣房織布廠超負荷幹;，曾經，我們要忍受各種鹹豬手甚至性侵；曾經，我們除了嫁人沒有别的路；曾經，從我們身體裡出來的孩子都屬于丈夫；曾經我們不被允許工作，曾經我們天經地義就該做家務，曾經我們沒有選舉權 原因之一竟然是女性本身暴躁易怒無知嫉妒短視根本控制不了選票 （簡單來說：工具不配享有人權）；曾經，我們被家暴也隻能忍氣吞聲因為一無法獲得孩子二無法謀生；曾經，我們無法接受教育因為女性被認為當個賢妻良母（居家保姆）就是一生的使命；曾經，我們隻是生育機器甚至還要拼男孩 胯下生出歧視我們的性别…曾經… … 說不完的曾經。
在《婦女參政論者》中，艾米莉用生命撞擊賽馬場圍欄的那一刻，鮮血染紅了也嘲弄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優雅。這不是一個瘋女人的自毀，而是一個覺醒者的呐喊。當她的身軀重重摔落在賽道上，這一幕不僅震撼了當時的觀衆，更在一百年後的今天，叩擊着每一個現代女性：現在我們的生活，是用什麼代價換來的啊？
曆史總是善于粉飾太平，涉及權力時尤甚。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女性被塑造成溫柔娴靜的天使，她們被期待在家庭中扮演完美的妻子與母親。但這種看似美好的圖景下，是無數女性在工廠中透支生命，在家庭中失去自我，在社會中淪為附庸。電影中的洗衣女工莫德，每天在蒸汽與污水中高負荷工作，（丈夫其實居然已經算是個不錯的了，至少不酗酒不打人，也在工廠幹活，長得還帥--本衛肖啊那可是（瞎扯）--但最後也把她趕出家門，甚至放棄了兩人的孩子。）可見底層女性生活基本盤有多麼惡劣。
工廠裡的女工們都在惡劣的環境中勞作，她們的雙手被沸水燙傷，肺部被煤煙侵蝕，卻得不到任何勞動保護。社會将這種剝削合理化，聲稱女性天生适合這種細緻的工作。這種話語的暴力，将經濟剝削包裝成性别特質，讓壓迫顯得理所當然。 多少制度性的壓迫，被包裝成"女性的天性"。 想起小時候我媽說的: “女人就天生擅長做家務，細心啊！”，真遺憾我那時沒能對她喊：“不，女生不擅長做家務，女生擅長做美國總統。“ 而就算到了今天，”女生不擅長理科“”女生就是毫無邏輯““女生到高中就完了 後勁不足”“女孩就是沒有男孩聰明” “有了孩子還加班你怎麼這麼不顧家“”哪有女的不幹家務的“”你不就給我做個飯麼“ 這些教我們不能做什麼、隻能做什麼、把我們死死框住的話依舊存在。
讓我們不要再沉默。當莫德第一次參加婦女參政集會時，她的覺醒之路充滿痛苦。她不僅要面對丈夫的暴力，社會的歧視，更要直面内心的恐懼。但正是這種覺醒，讓她明白沉默不是美德，而是幫兇。電影中，那些被關押的女權主義者們進行絕食抗議，她們用身體的痛苦對抗制度的暴力。這種抗争，撕開了那個時代女性處境溫情脈脈的面紗。
莫德的覺醒不是一蹴而就的。她經曆了從恐懼到憤怒，從猶豫到堅定的心路曆程。當她第一次在工廠裡聽到婦女參政的演講時，她的第一反應是躲避。這種躲避不是懦弱，而是長期規訓下的本能反應。但随着她目睹同伴們的遭遇，親身經曆制度的不公，她終于明白：沉默隻會讓壓迫者更加肆無忌憚。她們絕食抗議，她們冒險參加集會，她們用身體作為最後的武器，以生命為賭注，向整個社會發出呐喊。這種抗争方式雖然極端，卻是在所有和平途徑都被封死後不得已的選擇。她們的抗争不僅是為了選舉權，更是為了證明女性不是次等公民，是為了基本人權而抗争。
當今天的女性能夠穿着褲子走在街上，能夠擁有選舉權，能夠追求自己的事業時，我們常常忘記這些權利背後的血與淚。 現代社會中，性别平等的幻覺掩蓋了深層次的結構性不平等。職場中的性别歧視、家庭中的暴力、公共空間中的性騷擾、蕩婦羞辱、對兩性的雙标，等等等等，我們離真正的平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曾經的她們被毆打，被侮辱，被指責，她們蹲監獄，流血，甚至死亡。她們沒有放棄，才有了我們今天的生活，才有了可以對我們的女兒說“讓那些狗屁傳統見鬼去，你随意去做你自己”的底氣。看過這些抗争的足迹，又怎能忍受生活中一些人說的“我不在乎這些不當飯吃的東西”“我對女權沒興趣““政治不是咱們該談的”“我覺得男女沒有不平等啊”“我覺得我和同部門男生掙得一樣多啊”。。你再想想，你得在乎。
不要沉默，不要不在乎，不要too naïve，我們今日的漠視、短視、健忘和愚蠢，就是明日枷鎖的開端。
電影最後，莫德手持白色百合花，身着白裙，融入為艾米莉送葬的白色洪流。這一幕連接真實的曆史影像，那些白色的身影，既是哀悼，也是宣言；既是追思，也是覺醒。她們不是暴力的制造者，而是暴力的受害者；她們不是秩序的破壞者，而是正義的捍衛者。白色的人潮中，每一個身影都是一個覺醒的靈魂，都在訴說着"男女平權、共享人權"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