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NAN

一

车子停在摩洛哥荒原的烈日之下。坐在后排的美国青年正透过车窗注视着一个粗糙的仪式——空旷的大地上，圣战首领亲吻了儿子的额头，为他接下来的行动进行最后一次加冕。即将赴死的少年听了父亲的话后，只说了一句“代我向妈妈告别”，眼神里是视死如归的平静。

他们的语言里没有熟悉的起伏波澜。但坐在车里的美国人看懂了。

于是他自作聪明的对头领说：“你看你儿子的眼神，和我父亲看我时一样。”

他想借此把自己和这个刚刚送儿子去死的男人连接起来——此时身为人质的他当然不是为了表达理解，而是为了活命。他想说父爱是相通的，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父亲看儿子的眼神里都有同一种东西。

而那个男人转过头去，没有愤怒，没有轻蔑，没有厌恶。

他刚刚看过对方蓝色的眼睛，像看一个不认识的东西。

男人说：“你不懂我们。你永远不会懂。”

那声音冰冷的足以冻结车窗外的赤日炎炎。

二

《零零零》改编自罗伯特·萨维亚诺的同名调查文学作品。导演斯特法诺·索利马此前拍过《格莫拉》，深谙如何用镜头凝视那些被阳光遗忘的角落。

剧集讲的是5吨可卡因的跨国交易。三条线平行展开：墨西哥蒙特雷的卖家，美国新奥尔良的中间商，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买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角，三个地域、三组人物如同精密咬合的齿轮，各自运转，又彼此牵连。

这部剧最动人的地方，不是那个关于可卡因的故事，而是那些“多余”的镜头——不推动情节，只营造氛围。墨西哥贫民窟里奔跑的孩子，非洲战地上生锈的枪支，意大利乡野间沉默的老人。这些画面没有台词，没有特定的功能，只是停在那里，让观众玩味。

而让我们看见的那片土地上的人，是他们自己。

墨西哥的曼纽尔警官是贩毒集团安插在缉毒警队的内应。从不知其身份底细的领导，到不愿意同流合污的兄弟，都在他枪下毙命。但他也会在混乱中意外中弹的小女孩面前停下脚步，虔诚祈祷。会在严刑逼供时，用耳机里的福音自我催眠。每每行动之后，被罪恶感充斥的他，选择在教堂里为自己洗脑，以神之爱推脱原罪。但踏出教堂，在你死我活的混乱局面中，他又不得不投入下一个“正确但罪恶”的行动里。他所信仰的“上帝”成为了恶的帮凶，如此循环往复，警察成为了毒枭。

意大利线的黑手党教父多米诺，形容枯槁已是风烛残年，但为了巩固与延续自己的权力，亲手处决了儿子和孙子——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向外人践行自己的规矩，避免日渐失控的纷争。他可以用极致恶劣的方式处决对手与叛徒，也可以带着巨大的失落，将一把小刀，安静地插进亲人的胸口。意大利黑手党题材的影视传统一直将“家庭”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石。而这种早已被人们熟稔的价值观，在他的人生中彻底崩塌。

这一切看似无可奈何的原动力，即是串联起所有人物命运的5吨可卡因。《零零零》告诉观众：在全球毒品贸易的齿轮里，家庭是可以被碾碎的，父亲是可以杀儿子的，这是对一种过时浪漫想象的祛魅。

但奇妙的是，这种价值观的注入，并没有让观众觉得被冒犯。因为镜头沉着克制，甚至有些冷漠。而角色的善念与恶意，都随着毒品贸易这个巨大齿轮的运行，被归因为一种无奈。导演并急于批判，只是展示。让观众自己去观察，去感受，去思考。

小说原作者罗伯特·萨维亚诺因调查可卡因交易，被墨西哥政府拒绝入境，理由是“没法保证你能安全离开墨西哥”。讽刺的是，人们后来在墨西哥大毒枭古斯曼·洛埃拉的老巢里发现了一本《零零零》。艺术与现实之间，不过一页纸的距离。

三

《零零零》推出四年后，国产剧《边水往事》成为年度爆款。

这是一部此前中国影视剧极少用心开拓过的领域——打工仔沈星误入东南亚三边坡，观众跟着他的眼睛，一步步深入这片“繁华与斑驳并存”的异域。心思难测的大佬猜叔，为生存挣扎的王安全，重情重义的但拓，狠辣飒爽的刘金翠——三边坡的众生相，经由一个外来者的视角，渐次展开。

这是典型的“中国人在海外”叙事模式。主角是闯入者，是陌生人，是观众的替身。他跌跌撞撞，我们跟着跌跌撞撞。他看见什么，我们跟着看见什么。

这部剧的成功在于类型突破。虚构的语言，虚构的地名，却因为主创精心的设计，拥有了扎实的落地感。三边坡的野性、粗粝，与小人物命运的起伏交织，给观众强烈的心理冲击。

然而原著中的三边坡“人与人之间基本上没有任何情谊”，电视剧却在“非人绝境中塑造出绝对的义气和人情味”。这种改编当然有效。但有一个问题挥之不去：三边坡的那些人，他们是在对谁说话？

矿山里工人群体的小头目，市场里交易情报“条狗”，私人武装里的娃娃兵队长——这些人物的面孔是鲜活的，命运是沉重的，他们的存在让三边坡有了血肉。但看着看着，我们或许会产生一种感觉：他们的故事，似乎是说给中国观众听的；他们的苦难，似乎是演给中国观众看的；他们存在的意义，似乎是为了让主角的冒险更惊险，让中国观众的体验更刺激。

这不完全是创作者刻意为之，更像是一种不自觉的视角选择，一种根深蒂固的叙事惯性。因为我们习惯了“国人拍给国人看”，习惯了把世界当作舞台，把中国人当作主角，把异乡人当作背景。

甚至有评论者尖锐地指出：《边水往事》的主旨是“中国真好”。它用三边坡的混乱与黑暗，来反衬中国的安全与秩序。这种“反写手法”可以理解，但当叙事的目的过于明确时，人物的真实性便难免被牺牲。

四

谈论《边水往事》的“文化包袱”，并非苛责。任何创作者都有自己的立场，任何叙事都有自己的目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目的”，而在于“目的是否压倒了真实”。

当“中国真好”成为一个潜在的叙事目标时，那个被看见的世界便难免被裁剪、被简化、被塑造成一个可供对照的“反面教材”。三边坡的混乱与黑暗，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秩序的镜像——它的存在，是为了让中国观众在对比中获得某种确认。

而真正高级的观念传递，往往走的是另一条路。

回到墨西哥，曼纽尔这个在信仰与罪恶间反复撕扯的人，因生活与贪念知法犯法，犯法后又沉迷于信仰的安慰，然后重复循环。他的环境推着他不停地去做自己认为不对的事，当内心无法解脱时，又反复为自己洗脑：“是上帝要求我如此。”

这个人无法用“好坏”来评判。他让人不适，也让人心酸。他不是极端，而是无奈。他的每一个选择，都在环境的挤压下发生；他的每一次堕落，都有可以理解的前因后果。

这就是《零零零》塑造人物的方式：让角色被环境推着走，让观众看见他们的无奈，进而理解那个环境本身。曼纽尔不是孤立的奇观，他是墨西哥毒品战争这片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果实。看见他，就是看见那片土地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边水往事》里的人物，更多是“极端”而非“无奈”。那些性格鲜明、命运跌宕的角色，其行为逻辑却常常服务于叙事需要，而非环境使然。于是，观众看到的就不是“环境塑造的人”，而是“为了故事存在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观众会把一部现实主义的剧集当作一种“奇观”来看待。是角色行为缺乏必然性，缺乏那种被环境慢慢推着走、想挣扎却挣不脱的“无奈感”。

而“无奈”，恰恰是让人产生共情的钥匙。

《零零零》里，送儿子去进行恐怖袭击死的父亲，他的选择背后是他国军队用无人机投掷在自家土地上的炸弹，是新闻里发出那声爆炸声时圣战分子们在电视机前的欢呼与口号，是他的处境，他的世界。

意大利教父背后是他与利益集团守护的规则，是确保其他家族不会对其赶尽杀绝的牺牲，冷酷执行家法的是他，行刑过后佝偻着的身体仿佛风中残烛的也是他。这是他身为地下领主的代价和无法挣脱的宿命。

而在信仰与罪恶间反复周转的曼纽尔，他的挣扎背后更有着专属于毒品生产地的血色逻辑，这在过往的影视作品中已是屡见不鲜。

这些人物与观众或许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但后者依然能对他们产生强烈的共情——不是因为认同他们的选择，而是因为看见了他们选择背后的“无奈”。

看见无奈，就是看见环境。

看见环境，就是看见一个群体的共同命运。

而当一个作品只塑造“极端”，观众看见的只是具体的一个人，一个奇观，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怪胎。那个人的存在无法通向对那片土地的理解，无法通向对那群人的共情。视角与格局的高下，或许就在这里分野。

五

把两部剧放在一起，当然不是为了比较优劣。

只是觉得，《零零零》的创作者拥有一种我们尚且不足能力：一种“不背对自己说话”的从容。他们的镜头可以面向世界，是因为他们知道，世界也在看向他们。这种从容来自全球化语境下的长期浸润，来自对“国际观众”存在的确信，来自一种不言自明的底气：自己拍的东西，本来就是要给所有人看的。

《边水往事》的创作者背负着一种文化包袱。这个包袱的是“我们首先是对自己说话”。三边坡再远，也是从中国出发的远；那些异乡人的脸再真实，也是讲给中国观众听故事。这不是创作者的错，这是一个文化体系在特定阶段的必然。当创作者面对的是一个尚未打开的全球市场，对自己的观众还没有足够的确信，镜头自然会向内看。

但那个非洲男人的话，始终回荡在我的耳边：

“你不懂我们。你永远不会懂。”

这句话是西方创作者写出来的。是西方创作者让一个非洲角色对西方人说：你永远不会懂。这种自反性的，让自己成为被审视对象的能力，恰恰来自一种文化上的确信——我不怕你看见我的局限，因为我知道，看见局限本身，也是一种力量。

我们自己的镜头，什么时候也能学会这样去凝视一张陌生的脸？不是为了对比和反衬，也不是为了任何叙事目的，只是让那些脸在那里，沉默着被看见。让他们的无奈，成为可以被理解的无奈。让他们的环境，成为可以被看见的环境。不再让世界成为一种语言的背景，而是让世界在自己的镜头里，成为它自己。

六

《零零零》的小说作者罗伯特·萨维亚诺面对“为什么不给人们一些美好的东西”的批评时，说过一句话：“我们摧毁它们的方式不是去否认它们的存在，而是要向人们展示犯罪背后的东西。”

不是解释，只是展示。

这或许就是创作者的使命：带着观众去观看这个世界不同的一面，然后承认——哪怕看到了，也仅仅是看到了一面。东方无法真正解读西方，西方也无法真正解读非洲。每一种视角都有限，每一种凝视都有盲区。

作为观众，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训练自己通过不同的眼睛去看。

看见那个永远不会被懂的少年，看见三边坡那些来来往往的脸，看见墨西哥贫民窟里奔跑的孩子，看见卡萨布兰卡黄昏时分暧昧的光线。让这些画面留在心里，成为对这个世界复杂性的记忆。

毕竟，“我们永远不会懂。但我们永远在乎。”